「士道」此詞，是我在洪哲勝博士所主辦的《民主論壇》上，寫作《論智識民主》系列文章時，逐漸形成建構而來。這一系列文章，剛好就在寫到正要談及士道相關內容時，因為我的博士課業壓力而暫時中止。中止的最後一篇是《科學與禪修》，而預計後面還應該接著三篇《士道之內聖實證》、《民主與民本》、《士道之外王實踐》。此一中止，也因為自己認為對於士道理論，雖然已然掌握綱要，但尚且不夠透徹瞭解，而這些又涉及到思想觀念的釐清，但在本門資訊科學的課業壓力之下，自己實在無心旁騖，所以也就拖到如今。現在此文所言，也只是算是寫出士道思想的相關簡略綱要，所以說是“初論”！
最早寫下「士道」，是在《論智識民主》系列的《智識民主的發展歷程》一文，因為要寫入神盟銘文時，才因修改銘文而想到。最早所寫銘文是出自《展望台灣未來的另類觀點─神洲邦盟》，銘文第二段首是『聖賢政道，智識民主』，因為「政」字在第四段『政忠法信』又出現一次，而我希望銘文中的六十四個字皆不重覆，所以一直覺得『聖賢政道』的「政」字很礙眼，但一時又想不到其他合適的用字！三年後，寫《台灣前途的未來展望─神洲邦盟》時，又提到銘文，這次想到了將『聖賢政道』改為『聖賢儒道』。雖然終於讓銘文中的六十四字皆不相同，但還是覺得不很滿意，因為用了「儒」字，勢必要概括承受所有的儒家傳統，背負上所有過往的儒家包袱！而且我個人對於字形的美感印象，總覺得「儒」字與「懦」字實在太過相似，而所謂儒者的歷史印象，多是文人形象為重，豈不聞韓非子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正是以「儒文」與「俠武」相為對比。我所想望的士民形象是文武兼備，而智識民主的意識型態更是要傳承三大人類文明向度，儒家僅是位居一類文明向度之中，所以覺得用了「儒」字，實在有著太多的歷史包袱，但基於一己文化情感，所以還是忍疑採用！又一年後，當撰寫《智識民主的發展歷程》一文時，才突然靈光一閃，想到直接採用「士民」的「士」字，寫下了『聖賢士道，智識民主』此句。
中國士人傳統與西方智識份子傳統，在一些方面有所共通[１]，以「士道」稱呼「智識民主」的意識型態，可以成功契合接榫中西觀點。而中國士人傳統既是以儒家為主流，所以也可以傳承儒家傳統。對於智識民主在東亞儒教傳統國家的發展，以士道之名的儒教開新，也可以接續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的歷史傳統，尤其是日本固有精神傳統的「武士道」，更可被「士道」所包融含攝。如此有助於這些東亞國家接受智識民主體制，以承接本國固有歷史傳統！而「士道」一詞，既然原來在中文詞彙裏沒有專屬意義，使用與定義上就可以沒有過往包袱，容易創造建構出新的意識型態指向。
意識型態一詞，因為二十世紀的左右極權主義，以其政治意識型態箝制思想自由，遂成為負面詞彙。似乎提到意識型態，即是意味著思想僵化與限制自由。然而當代自由民主思潮，也正是一種意識型態，但卻是因之保障自由與保衛民主！其實意識型態是無所不在，只要思想形成了規則典範，就有其蹤影。因此種種思想體系，小至個人對於週遭生活的習慣視野，大至學術上的學科研究範式，都可謂之意識型態。任何意識型態的目的與結果，都是要提供在現象視野下所呈顯的世界圖像，以供觀察根據與行為指引。政治意識型態更是因其所提供之世界圖像，支持了相關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意識型態凝聚民心之作用，正如《孫子》始篇所言：「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論語》記載子貢問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現代國家體制而言，三者即對應著經濟民生、軍警武備、與其國家意識型態。當多數國民已厭棄其立國意識型態之時，此一喪失意識型態正當性的國家，也就面臨了民眾離心離德，難以齊心齊力，於危疑患難之際共同奮鬥支持其國家─正如同孔子最後回答子貢所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政治理論上所謂的意識型態，必須要能夠在政治運動中，發揮到解釋過去、引領現在、展望未來的作用。所謂解釋過去，就是必須能夠提出見識深刻的合理觀點，分析說明人類歷史的過往演變，然後根據分析結果，說明政治理論的正確性與必要性。所謂引領現在，就是必須要有一套行動綱領，可以規範與指引政治運動中的執行策略，發揮統合意志與集結力量的作用。所謂展望未來，就是必須建構出一套恆久永續的政治理想，及基於理想所架構的政府體制與社會體系，以指明政治運動的努力目標。但僅是滿足上述三點，尚不足以構成完美無缺的意識型態，因為人類活動乃是奠基於所存的自然環境，所以若要完美闡證政治理論，還必須具備一套既能自洽而又符合時代知識的自然理論，以作為意識型態的根本基礎。因此一個完美的政治意識型態，事實上不能僅限於政治領域，而必須要能聯繫世界一切相關現象，事實上也就是等同一個完整哲學體系。
對意識型態之真而言，必須具備其實證基礎與實踐方法，而非僅是空談理念。對意識型態之善而言，應是要以哲學體系引領政治理論，而非藉用哲學思想服膺政權需要。對意識型態之美而言，整個哲學體系必須建構於根本扼要而又簡潔明晰的思想觀念上，避免冗長繁瑣的虛浮文飾。因而個人認為，廣義士道應該具足五大理論面向─自然理論、歷史理論、教育理論、社會理論、政治理論。上述五大面向在意識型態中相互交涉，而其中的五大理論正對應著《中道》之五篇─天篇、地篇、人篇、陰篇、陽篇。所謂「中道」即是指稱廣義士道，意味著「中庸之道」與「中正之道」。
中道內容，既然涉及所有相關理論，自然無法在此詳談。本文以下所談之士道，是狹義士道，也是一般見到「士道」此詞，所會直接想及的相關內容─士人理想的立身處世之道。銘文『聖賢士道，智識民主』之中所提士道，正是較為偏向狹義範疇，意指以聖賢理想期許的士道精神。
士道乃是承接中國儒家傳統的發展而來，中國儒家傳統的以往發展脈絡可依其時代思潮，約略區分為三個時期[３]。第一期是由孔子以前諸聖賢的民本思想，經由孔子承先啟後，正式開創儒家傳統後，直到西漢初年，這是原始儒家時期。第二期是由西漢初年各種學派為闡釋儒學經典，所興起的經學傳統，直到宋朝初年，這段時期儒家外王之道結合了官僚統治的皇權專制政體。第三期是由宋朝初年，為復興儒學而融匯佛道理論，所興起的理學傳統，直到當代融匯歐西哲學的新儒學思潮，這段時期儒家內聖之學吸收了佛道理論或歐西哲論。但自明末清初以來，許多學人感於理學空談心性、玄虛不實的風氣流弊，因此興起所謂實學之風，然而清代實學發展，因為政治壓迫，終究落入對於過往文本的訓詁考據，脫離了對現實的關懷。士道乃是承接儒家實學風潮的當代進展，內聖之道以禪修與科學的實證為本，外王之道以民本與民主的實踐為主，融合古今中外的相關思想體系，也傳承人類文明的當代進展。士道之未來發展也就是融匯世界文明的第四期儒家實學傳統，士道傳統未來隨著智識民主而傳佈世界，也就是儒家傳統的世界化過程。
智識民主既以傳承文明道統自許，士道也就自許傳承了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三大聖哲精神─古希臘蘇格拉底的思辨精神、古中國孔子的仁禮精神、古印度佛陀的禪悟精神。三大文明向度正對應著人類活動的三大境界應對向度─物境、身境、心境。古希臘文明的觀察視角偏向物境，因此其世界圖像著重外在視野，以物化現象而分析操作的思辨傳統為主，此歸活動境向之「外明」；古中國文明的現象視角偏向身境，因此其世界圖像著重人文視野，以人本現象而感通互動的仁禮傳統為主，此歸活動境向之「人明」；古印度文明的現象視角偏向心境，因此其世界圖像著重內在視野，以心攝現象而覺映含照的禪悟傳統為主，此歸活動境向之「內明」[２]。士道外明以維自由民主之國家體制，士道人明以持自律民禮之國家情操，士道內明以致自在民達之國家胸懷。士道所傳承之三大文明向度，所企圖造就之國族風格正是─自由民主、自律民禮、自在民達。
智識民主要藉由士民風範來引領普遍公民風氣，而形塑士民風範的士道性格─崇文、修身、尚武，正是基於儒家之三達德─智、仁、勇。孔子當年教授其學生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藝所內涵的精神正相關修身，射御之藝所內涵的精神正相關尚武，書數之藝所內涵的精神正相關崇文。崇文之道，研讀為始，思想為本，而立「文士道」。修身之道，律儀為始，心靈為本，而立「修士道」。尚武之道，體魄為始，意志為本，而立「武士道」。文修武三道合一，以養成思想獨立、意志堅定、智慧慈悲之理想士風。
士道傳統的推動與承續，有賴智識民主政治下，國家體制與士民社群所養成維持的士道團體─文道團、修道團、武道團。文道團主導知識建構與思想獨立的教育訓練，類似全國學者研討學術教育的聯合團體，與智識民主體制下的文官系統培育相關。修道團主導修身律儀與心性禪修的教育訓練，當代政府並無類似團體，有些類似電影星際大戰中的絕地武士團，與智識民主體制下的神官系統培育相關。武道團主導武術格鬥與戰術戰略的教育訓練，類似二戰前德國承續自普魯士的軍官團傳統，與智識民主體制下的武官系統培育相關。文修武的三類士道團體，在現實運作上當然是相互皆有關聯，並非截然無涉。
士道團體的建立與運作，針對當代中國的現實境況，將可產生如下重大影響：一是中國傳統的武術與禪修等傳統，將可獲得政府教育系統支持，使得獻身研究之修煉志士，可以安身立命從事教育工作，不必汲汲於生活奔波，又可在教育學術界取得正式地位，相互交流心得，從而能夠專心研究發展，致使中醫、氣功等國學在現代社會能有其傳承基礎。二是武道團的建立，將可提昇職業軍官的尊榮與素質，而國家將校官尉的素質與自尊正是其軍隊永續強盛的根本基礎。三是修道團的建立，藉由教育將心性禪修普及全民，從而轉化人心內在，以禪修教育潛移默化之力，真正提昇民眾之道德與智慧，而非僅藉外在禮律約束。四是文道團的建立，藉由學科思潮的交流激蕩，達成跨學科的科際整合與範式會通，方能超越既有學科觀點，不斷推動思想體系之前進發展，而使中國學界真正邁向自主論述的獨立境界。五是藉由士道團體的存在力量與運作影響，以群策群力共謀推動，才能真正達成儒家傳統的重新與興盛，而非僅是侷限學界的空談自論。六是中國之國族主義，將可在推動建構士道傳統下，成為革新文明的建設力量，而非狂熱燥進的破壞力量。
士道團體的作用，首要當然是為了傳承與發揚士道傳統，因為士道傳統必需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與時俱進，而非只是固守傳統，終致僵化，因此必須日新又新，以代代繼往開來，解決每代當下的種種問題！以往儒家團體的弊病，常在造就學派如同宗教，各擁宗師如同教主，遂以道德權威之名，羅致弟子擁護盲從！此種權威崇拜心態，往往造成儒學的偶像化與教條化，將尊師重道異化成為崇師迷道，終而僵化傳統！宗教往往訴諸天啟之神秘經驗，而修士道卻是要探究內在心靈，以破解神秘經驗，絕非訴諸天啟！因此士道團體並非宗教團體，必須破除弟子盲從與教主心態，鼓吹理性探究與真道平等之精神，使人認知到所謂師徒之分，只是求道先後之別，雖然可能會有師尊徒卑的外在形式，但在內在求道上是一律平等的。師父只是引導與啟發弟子聞道，絕非師父私握真道以傳弟子！只有修道方法可以師徒相傳，豈有道體可以私相授受！士道學風必須建立在當代西方學界的開放交流與平等研討之學術氛圍下，方能生生不息，群策群力，積累眾慧，不斷與時俱進，引領時代潮流！
士道團體乃是受到國家教育體制的支持，從基礎教育而論，文士道與培育民眾思維能力相關─涉及智育與慧育，修士道與培育民眾美德風範相關─涉及德育與美育，武士道與培育民眾體魄毅力相關─涉及群育與體育。智識民主之教育內容，以士道理念為主軸，貫穿小學的人民教育、中學的公民教育、與大學的士民教育。就國家而言，小學的《人民與社稷》課程旨在教育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關懷，養成人民保護生態環境的共識；中學的《公民與社會》課程旨在養成公民參政素質與訓練公民法律知識；大學的《士民與政治》課程旨在養成士民的政治判斷能力與國際局勢理解。就社會而言，小學的《修身》課程旨在養成人民的禮儀衛生與審美風度；中學的《齊家》課程旨在養成公民的兩性相處關系與家庭經營能力；大學的《治國》課程旨在養成士民的管理學識與領導能力。
士道教育之理念，是要培育民眾具備完全人格能力，並非培育民眾成為國家體制或商業體制的運用器具。因此除了專業學科外，士道教育的全人教育理念將依人類觀察實證與造作實踐的心物向度，而區分六種全人能力的教育向度：
◎心性─培育國民之禪修方法與能力，以能控制與探索內心。
◎訊性─培育國民人文知識與語文運用之能力。
◎財性─培育國民運用金融錢財之能力。
◎身性─培育國民健身強身防身之能力。
◎數性─培育國民數理能力。
◎物性─培育國民之科學知識與能力，以能運作與探索外物。
當民眾具備以上所述六性向度之訓練，才能成就全人，可在現代社會中真正自主奮鬥生活。只有當多數國民具備全人能力，而非成為任何體制下的運用器具時，其國家的自由民主與永續富強才有堅實的民眾基礎！中國若想由後進國家邁向先進國家，藉由教育提昇國民素質才是根本之道，其餘建設多是末流之務！強國必先強民！士道精神與士道教育正是建構了超越當今西方教育體系的未來道路，而又聯繫著中國與世界的文明傳統。
士道傳統的建構創立，絕非是由少數人物主導製造，而是必由眾多士人群策群力的參與匯整！製造出來的傳統是死的，參與出來的傳統才是活的，才是具有歷史生命，可以延續不斷，永存人間！士道傳統與智識民主的體系，如同精神與軀殼的關係，兩者相互依存，世界革新則是此一體系在當代人間的建構過程與成長歷程。智識民主只提供了體制上的革新，而士道傳統才提供了文明精神上的革新。藉由士道精神培育的士民風範，引領公民風氣，終能使世界人類文明之進化，以人性為基礎而趨近神性[４]，這也就是推動世界革新的統合政治組織，何以要稱為「神洲邦盟」Holy Allied Nations 的其中之一原因。神盟銘文也正是描述著此一文明進化理想：
蔚藍海洋 金黃富土 神洲文明 自由永昌
聖賢士道 智識民主 普治邦盟 遍照寰宇
眾心輝耀 德美人間 五行和運 澤惠群生
仁育愛物 政忠法信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
【附註】
[１]參閱《士與中國文化‧引言》余英時
[２]參閱《比較哲學導論》 P.T. Raju
[３]參閱《己卯五說‧說儒學四期》李澤厚
[４]歷史學家湯恩比曾在其著作《歷史研究》中，研究故往文明的興衰規律，認為人類歷史並非只是漫無意義的循環或一成不變的重演。人類文明的精神價值，經歷文明進化，由超越趨向昇華。有些文明終有一天會達到人類奮鬥的目標：由人演變成為超人，雖然至今還沒有一個文明曾經達到這項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