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ypaper.pchome.com.tw/armida/post/1238543952
為什麼？嗯！就我個人而言，是被台灣的政治現實所刺激，是在當代中西思潮衝撞的動蕩氛圍所感應，是被所有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苦悶鬱卒所推動。我想嘛！喜歡從事思想批判的人，多少都對週遭環境敏感而又不滿現狀！愛因斯坦那傢伙不也談過─真正從事科學研究的衝動，其實是來自對於現實環境的苦悶嗎！顯然光是有所愛好，尚不足以構成狂熱專注的動力，畢竟週遭現實環境還有很多的玩樂誘惑，是可以引走思想火光，而使人追逐欲樂去也！因此，真正推動思想創作的動力，不僅是愛好，更根本的是痛苦！根深蒂固由內心由生活察覺的痛苦，當敏銳覺察而又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不得不藉創作才能紓解胸中鬱氣，讓一己精神從日常生活的煩悶昇華而出，飛昇空靈喜樂境界！此時思想才真正獲得錘鍊，獲得一己生命投注其中，有血有淚，喜怒哀樂躍然！我不知道自己為何竟想出智識民主這種理論，只知道是對於現實─正是對於政治現實的無力感，促使我躲到古今思想世界中，希望建構一己仰望的政治理想，讓自己悠遊古今，與先哲聖賢精神為友，逃脫出當今國政紛紛擾擾的無奈現狀！這就是我個人之所以創作智識民主的心理指向，是我個人的私語告解屁話！好了！現在我要開始談認真嚴肅的話題了！
為什麼？就時代現實而言，智識民主的思想指向，不僅只是批判現今時代的民主體制而已，而更根本是懷疑與否定現行民主體制的某些預設合理基礎。認為所謂深化民主促進大眾參與，即可解決政治現實困境，只不過是種現代政治神話。這種政治神話源於將民主予以神聖化，卻遺忘任何政治體制的根本目的，是在為民眾謀求幸福，民主是必要的，但卻非絕對的。缺乏智識的民主，可能將會自由不保，終而民主淪亡。智識民主企圖在民主參與與智識決策之間，求取平衡兼容，以建立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幸福基礎。智識民主理論所批判的，主要不是任何人物或政黨的良莠好壞，而是現行歐西民主體制的缺陷與盲點。回顧歷史，中國社會自從秦朝以來兩千多年，都在儒表法裏的專制政體下運行，兩千多年的古中國思想歷程，都只在臧否人物善惡，從未質疑專制政體的合理性，待得西潮東漸下，才以民主思想顛覆了君王專制治國平天下的合理性。環顧現實，當代民主運作所產生的種種問題與困境，其實根本正源於現行民主體制的內在缺陷，而並非源於任何人物或是政黨。因此，正如同若不能推翻專制，就不能徹底解決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積弊；智識民主理論認為─若不能革新當代民主體制，將其改造更新，就無法徹底解決當代民主的政治積弊！一心認同現行民主體制，而僅能訴諸政治人物與政黨的自律、希冀社會大眾和輿論的自覺，都是忽視人性與社會的現實境況；正如同兩千多年來的中國社會都僅在期望聖王出世、官僚自省，卻極少質疑君王專制與官僚統治的合理性，也未能自發提出取代方案，僅能空想聖王治國平天下的幻夢一般，當代社會也編織了一套民主救國的幻夢！建構智識民主理論並不是要否定民主，而是要打破此種民主幻夢，還其本來面目，以可針對時代問題，建立新的強健民主政體，以可長治久安，增進人類福祉。
為什麼？就民主理論的發展歷史而言，自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肇始以來，政治哲學的發展有兩段時空緊縮的重大發展期，每一段所爆發的重要哲學著作都出自範圍有限的地域，而且時期只在五十年間。第一段是在西元前四世紀時城邦制度崩壞的雅典─主要是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第二段是在西元十七世紀君主專制崩壞的英國─主要是霍布斯的《巨靈論》與洛克的《政府論》，這兩段時空都是當地國家政體正在經歷動蕩紛亂時。美國政治哲學史家G.H.Sabine在《什麼叫政治理論》中說得好：
『政治哲學的大量問世，是社會本身正在經歷艱難困苦時期的確實徵兆。』海外政治學者吳稼祥亦總結說：
『重要的政治哲學不是道地的書齋產品，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推導，它來自原始的生活經驗，來自對於苦難政治生活的哲學反應。不同樣本的政治實體與政治制度的崩潰，會推動不同文本的政治哲學的誕生。』十九世紀以來殖民帝國霸權的興衰崩亡，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衰歷變，中國都捲涉其間而深深受害！自君王專制崩壞後，外患內亂，威權統治與極權統治交替興起，自由民主卻始終無法堅定在中國樹立！擁有四分之一人類的廣土眾民，龐然巨大而又背負著文化傳統，中國動蕩已歷百餘年，問題卻尚未解決。中國要如何民主化，而能成功邁向文明富裕呢？當代中國此種急迫困境，其實是與前兩段政治哲學爆發的時空類似，都激發了當下時空環境的思潮勃興。
現今中國網絡思潮所湧現的大量民間政治哲學創作，正反映了以上境況！當今中國政體需要變革，但怎麼變？往哪裏變？正成為當代中國智識人群的苦思心結！相形之下，當代歐美的政治研究，反而汲汲於枝節蒜皮，玩弄著所謂的政治學科研究。英國政治學者A.Cobban談及西方此種「政治理論之沒落」的境況時說：
『以往偉大的政治理論都有實際目的，目標皆在影響實際政治生活，提出理論旨在譴責或支持現存的政治體制，在為某一政治制度辯護，或在說服世人改變他們的政治制度。簡言之，都深切關懷著政治社會的終極目標，都是關切當時實際政治問題的思想家之心靈結晶。但如今西方政治理論的研究，卻成為一個學科，奧妙難懂有如痴人說夢，似乎在防止若有人真不幸了解其理論，會將其付諸實行。』現今中西之間對於建構政治理論的落差，正反映著政治現實上，中國所遭的困境與歐西所享的滿足。中國因為痛感困迫，急需找尋出路，而歐西因為富足安康，也就不能痛覺自身政體的深刻弊病！但大陸目前思潮雖然一時洶湧，卻也有其深切問題，歷史學者余英時在替評析九十年代大陸思潮的《煮酒論思潮》一書作序，便點出了核心：
『這十幾年來大陸的思想、文化界雖然十分活躍，然而整體看來總不免予人以無源之水的印象。有些所謂思潮似乎是臨時借西方人的杯酒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奎德在『迎接新諸子時代』中一口氣便介紹十四個思想流派，還包括他所謂「操作性的制度性主張或對策」。其實在我看來其中有些「思潮」和「主張或對策」的分別也相去不甚遠。用中國傳統的名詞說，這些都可以算是「策論」，和具有較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語。今天大陸上的「策論」很多。（即使「策論」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對像主要仍是大陸的當權者。）這種新式「策論」所採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種西方的理論或觀點（包括官方的馬列主義和西方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然後針對著中國大陸的現實提出自己的「主張」或「對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現的文字，如細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過表現得較為隱晦、曲折而已。大體言之，理論資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討論的問題直接出於對中國現實（特別是政治現實）的關切，這是相當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
『我對於目前大陸有關思想和文化的論述甚為重視，但是我也確有一種不很滿足的感覺。過於依賴西方的論說顯示出我們在思想上還沒有達到獨立創造的境界；過分針對政治現實而立說則不免自處太狹。而且現實的變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有始立說未畢而客觀的情勢已變，則論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余英時的上述評論，不僅適用於九十年代思潮，其實也適用於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思潮。例如孫文的三民主義，雖然稱為「主義」，但正如同美國學者費正清所評─其實僅能算是充作政黨目標的黨綱，還談不上真是一種具有歷史理論的意識型態！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兩千年歷史未有之變局，經歷百餘年動蕩未止，而又匯聚了當代歐西民主政體的變局。建構智識民主，正是要嘗試為此變局找尋出路，為找尋超越當代民主政體的途徑鋪路！
為什麼？就世界而言，當今新興民主的發展仍然遭遇重重困難，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或是陷入動亂，或是倒退回到專制，或是徒有民主之名而行強人集權，或是保有民主形式卻嚴厲箝制自由，或是民主成為富族玩物致使社會不公不義。多數先進的民主穩定國家都是近現代史上的競爭優勝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僅占全球人類的少部份，而全球多數人口仍然活在窮迫困苦、缺少自由民主的國家社會中。這些後進國家的民主困境，許多更是甚於中國，當代自由民主政體往往無法在地存續發展。而先進歐西民主強國，又因其民主政治受到財團富族操控，往往基於利益來推動其世界政策，造成許多後進國家的受難迫害。先進民主國家既然衰微自由民主理想，而任財團富族利益凌駕公義之上，又怎能引領全球的自由民主化呢？當代歐西民主政體既缺乏能夠超越文化差異，而可普適通用於各國的強健體制，也欠少能夠抗衡財團富族弄權玩政的內在力量。共產極權頹壞後的世界政局，與其說是全球民主化，不如說是全球市場化，各國內外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許多所謂邁入民主的國家，其實還是強人集權。當代全球各國的民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呢？建構智識民主就是希望能為全球自由民主的發展，嘗試提出一種普適通用的政治體制，而現臨轉型困境的中國，正可以藉此政治理論解決當下問題！更可以此民主體制引領世界民主發展，終能也使後進國家脫離其民主發展困境，達致全球真正的自由民主化與富裕文明化！
為什麼？就中國而言，百餘年來的民主發展，一直面臨著內外交迫的艱苦困境。內在問題上，是兩千多年來的專制社會文化要如何成功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外在問題上，是如何能使龐然中國在列強環伺暗算下，能夠和平發展崛起？自清末鴉片戰爭以後百餘年的轉型過程，中國在兩方面都未能完全解決！內政上，當廢除科舉與五四運動以後，維繫中國文明政制的儒家傳統已是傾頹，外來的各種政治理論，從左到右，紛紛移植引入，卻都沒有真正成功建立可長可久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不同政見之間的黨爭，更是演變而成國共內戰，導致台海兩岸對峙已近六十年。而當今兩岸的政治現實，一是共黨威權專制，一是民粹集權黨爭，都尚非穩定的自由民主社會。外交上，因為中國的巨大幅員，一旦成功發展，必然要嚴重影響強權均勢，所以中國常要遭到眾多強權算計，也必然捲入整個世界與東亞的霸權爭奪，即使中國無心於此，但其他強權也不會因之放下對中國的算計。如果中國未能解決內外困境，確立穩健發展政略，一旦世局有變，內外交迫之下，中國未來可能重蹈二十世紀德國與日本爭霸世界的興衰老路─內溺於狂熱國族主義，外戰於強權環伺圍攻，終至敗亂傾國之禍。
建構智識民主，是企圖能夠化解當代中國的內外困境。內政上，要以「士道」之意識型態，以創造轉化中國傳統，承續儒道佛三家精華，外王之道融合了中國儒家民本理念與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以履行實踐，內聖之道融合了亞東心性禪修傳統與歐西物性科學傳統以探索實證。藉由傳承中國文明的儒道佛傳統，造就與規範隨著中國國力發展而必將形成的國族主義，使其轉化導向至理性建設人類文明，而不致狂熱躁進，終蹈戰禍。外交上，藉由和平傳播智識民主體制與士道意識型態，以聯合世界各地智識群體與國家政黨，推動「世界革新」，以推進世界人類社會的自由民主與文明富裕。而在推動世界革新的旗幟下，中國崛起的和平發展，亦可取得意識型態的正當性與優越性，就能廣獲世界各國之普羅民眾與智識群體的有力支持，更能獲得後進國家的跟隨發展，從而在世界民意的廣泛支持下，化解強權環伺的陰謀算計。中國發展智識民主而崛起，對內即是推動士道精神的國族主義，對外即是推動世界革新的世界主義，從而化解當代內外危機，也可徹底化解當今台海兩岸心結。
為什麼？就台灣而言，處於強權交界，歷史命運就是徒遭強權宰制，而無能自主。台灣以其位控東亞海空樞紐的地理位置，自從海權時代開展以來，往往成為強權必爭的戰略要地。雖然現今高喊獨立，然而實際還是必需依附強權而生！我自己就是台灣本省人，家中長輩也是親歷二二八事件，眼見今日台灣陷入統獨對立紛爭，心中實感傷痛。我之所以建構智識民主，也是希望未來台灣能夠成為世界革新的起點，成為中國文明轉型的雅典，從而可以引領中國走出時代困境，在和平發展下，重建世界文明中心的固有地位。由台灣而大陸，由大陸而東亞，由東亞而世界，建立神洲邦盟，推動世界革新，如此台灣才可以真正逃脫強權宰制命運，以其東亞海空樞紐地位，成為神洲邦盟的羅馬中心，進而長保台灣的永續富裕和平。
還有為什麼嗎？喔！還有最後一點，對當代政治似乎不甚重要！但卻是對未來人類文明發展最為重大！千年以後的人類歷史評論，將會忽視以上所述這些當代困境，而認為此點才是真正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最大轉捩點─士道心性禪修的實證取向，開闢了物性科學以外的另一實證觀點，造就影響了此後千年的人類精神文明，人類社會因而在物質科技的發達飛躍時，方可多次免於物欲浮濫、精神墮落而自毀文明，人類文明因而可以取得心靈與物質的平衡進化，終而昇華人性而趨近神性。
建構智識民主，將五四以來所高倡引進的民主與科學，融會了中國文明固有的民本與禪修，終於解決了如何在中國固有傳統下，可使民主與科學接榫生機的思想問題，也正是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開新立命。
謹以此文紀念五四運動八十五週年！
─引文參考書籍─
《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 吳稼祥
《民主理論選讀》 呂亞力、吳乃德
《煮酒論思潮》 陳奎德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晚清七十年》 唐德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