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稿】《大中至正‧中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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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稿】《大中至正‧中道第一》
　　　　　　　　　　　　　　　　　　　　　　　
　　　　這是《大中至正》一文的試讀文稿，是為廣徵意見，
　　　　以供修訂其內容疏誤，敬請讀者不吝惠賜指教。
　　　　　　　　　　　　　　　　　　　　　　　　　　　　東岐明



　〈中道〉

　　中道，當代是謂中國之道[ａ]。「中國」一詞[ｂ]，起源可以溯及約三千年前的周
朝初年，原指“位居中央之國域”，見於成王時期之《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及青銅銘文《何尊銘》『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牧民』；後在《詩經‧
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又以用指“政治中心之國邦”的京畿邦域。及至東周春
秋時代乃以意謂“文明中心之國度”[ｃ]，《詩經‧小雅‧六月序》之謂『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中庸》以謂『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秦漢以來歷朝各有國
號，唯以「中國」一詞作為文明中心上國之代表自稱；及至二十世紀推翻專制創建民國
，而號中華民國[ｄ]，乃以中國為名。

 5000'4700' 4100　　3100　　2200 1800　　 1440　　1110　　　750 　　370　106
　╦　 ╤　　╤　　　╤　　　╤　 ╤　　　 ╤　　　╤　　　　╤　　　╤　╤
　炎帝→黃帝→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
　　　　　　　　　西周┴東周
　　　　　　　　　　 春秋╧戰國
　　　　　　　　　　　　2500　　　　　　　§表中距今之前年數乃為約略數值[ｅ]

　　中國之名的文明認同，雖是漸於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東周春秋時代。中國歷史的文明
起源，卻是始於四千多年前黃帝時代的創造表意文字；而黃帝承接天下諸邦共主的政治
中心體系，更是肇於五千多年前的炎帝時代[ｆ]。黃帝之後，炎黃部族以其表意文字文
化而傳承此一天下政治體系，逐漸文化交會融合中原諸族，歷經周朝封建殖民拓展，而
在春秋時代形成華夏中國的文明認同[ｇ]。炎黃部族為主的上古文化傳統，原是貴族主
導，後在春秋時代由封建貴族擴散民間士人[ｈ]，於老子啟發道家，於孔子承啟儒家，
而在其後戰國時代更起諸子百家學說，奠定中國文明的思想基礎。秦朝結束戰國，統一
天下而首建官僚專制帝國。爾後在漢朝近四百年的富強融合下，才形成基於華夏衣冠與
漢字文化的漢族認同；而其統治時期的推舉制度與土地兼并，逐步造就士族門閥勢力。
漢朝以後三百多年的天下混亂，中國社會在士族主導傳承文化下，逐漸引進印度文明的
佛教文化，而在其後近三百年的隋唐朝代達到佛學思想高峰，融會文明造就漢字文化影
響輻射東亞諸邦。唐朝開啟科舉之後，士族門閥逐步失勢，至於五代而終。五代混亂之
後，宋朝建立重文輕武的士人傳統，雖然仍是東亞文明中心，儒學吸納佛學思想而以溯
本開新，然卻已非東亞諸邦之政治中心。元朝蒙古滅宋，凌駕漢族而威繼政統，以軍武
優勢成為東亞霸權政治中心，文化開放自由，卻為東亞多邦厭懼。明朝漢族復興，再承
政統，然而文明優勢已非唐宋可比。清朝滿族崛起邊關入主中國，盡廢華夏衣冠，雖以
自居道統繼承政統，統合東亞大陸；實則箝制思想文化而文明傾頹不進，更遭東亞多邦
鄙視。明末清初歐西文明勢力東來，逐步開啟中國文明變局，終在清末全面衝擊器物制
度到思想文化。清末鄰邦日本首先西化稱霸而影響中國，中國後來更是眾多士人留學日
本歐美從習歐西文明，終致建立民國。民初蘇俄共產革命輸出中國，至於日本霸權終結
更在大陸建立共黨中國，民國則是渡海敗逃台灣仰賴美國保護。當前海峽兩岸分立，中
國文明傳統不絕如縷，面臨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的轉型契機，而也正逢人類文明在科技
發展下的問題局勢[ｉ]，海內外中華知識人正為未來中國前途找尋出路[ｊ]。中國文明
傳承與人類文明問題的共通解決之道，正是當代中國謀求未來世界大同之路[ｋ]。

　　中國文明並非只是炎黃部族至於民國當代的相關政統延續，更是在於秉持人文精神
而上下貫通心物性理的文明傳統。此一文明傳統可依《繫辭傳》所謂『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區分「天、人、地」為道統、文統、政統之體用傳承[ｌ]。政統之體，即是器
物典章制度，相關政體之運作模式。政統之用，即是中國朝代興替，相關政權之建立治
理。中國政統，即是中國文明代代傳承演進的政治體統存續。文統之體，即是學術知識
語文之演進。文統之用，即是社會文化生活之演變。中國文統，即是以漢字文化為主流
的文明社會傳統。道統之體，即是文明理想之道德傳統。道統之用，即是文明理想之生
命修持。中國道統，即是中國文明理想之道德生命傳統，即應「中道」。中國，理想是
謂中道之國[ｍ]。

　　「中道」一詞[ｎ]，出於《中庸》『從容中道，聖人也』，涉及心性修持之德行風
範，乃是肇始於崇「中」的中國上古文化傳統。「中道」之「中」，引申“中心”原意
，在心性修持是指內在覺知之中，在德行風範是指公正無偏之中。中道修持風範，就是
以修持心中覺知而達就中正德行。在中道心性修持上，《大戴禮記‧五帝德》記載孔子
論述帝嚳『執中而獲天下』，《論語》記載帝堯訓勉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尚書‧大禹謨》記載帝舜訓勉夏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保訓》記載文王姬昌訓誨『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鬲茅，恐求中』『舜既得中，
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惟允』，皆在闡示上古理想君德之秉執中道心性修持。在德行風
範上，《尚書‧酒誥》有謂『作稽中德』，《尚書‧立政》有謂『以列用中罰』，《尚
書‧呂刑》有謂『罔非在中』『咸庶中正』，《逸周書‧五權解》有謂『克中無苗』『
維中是以』，皆在闡示上古理想公正無偏之中道德操風範。中道德操應對人世，並非依
於人情世故的調合折中，而是本於待人處世的中正真介，《孟子》之謂『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尚書‧君牙》之謂『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基於
中正行事而適宜不落極端，乃以化民成俗，是而孔子《中庸》贊舜為政『舜好問以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上古華夏的中道修為傳統，早在先民原始宗教時代即已存在；所以《尚書》之上古
文告內容，「中」與「天」都是重要用字，分別相關人事與天命的道德依據。上古堯舜
對話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就是以聽天命盡人事為勉勵。上古華夏之所
謂「天」的敬天傳統，原是崇拜上天神界權威的宗教信仰傳統，《尚書‧多方》『惟典
神天』、《尚書‧召誥》『皇天上帝』、《尚書‧泰誓》『上帝神祇』都是相關敬天傳
統，而「中國」一詞最早出現的《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也
有「皇天」一詞，後世中國文化更承續沿用「天下」「天命」「天子」等敬天詞彙[ｏ]
。華夏先民之崇拜信仰神祇，於商朝盛行卜筮達其宗教高峰。周朝文王創作易經肇始人
文轉化，終而華夏文化演進到人類文明軸心時期的東周時代，承先啟後建立中國文明的
人文理性基礎[ｐ]。老子以「道」法自然為上，而建立其超越於敬天神格崇拜的自然理
性道德本原。孔子以「道」貫一之為宗，而闡述其獨立於敬天神格崇拜的人文理性道德
規範。《易傳》用「神」，《說卦傳》以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繫辭傳
》以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已是脫離外在神靈啟示而根據內在心神啟發。其後諸
子百家所言「天道」，即非相關上天神諭之道，而是連繫上天自然之道，《莊子‧在宥
》有謂『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從此中國文化雖然承續敬天傳
統祭拜神祇，卻更尊崇天人合一的道德性理。從而子思在此人文理性氛圍編作《中庸》
，乃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承結「中」與「道」之文明意義以
謂『從容中道，聖人也』。

　　老子啟發道家，於其心性修持，尚謂《老子》『多聞數窮，不如守中』[ｑ]。孔子
承啟儒家，晚年乃以「中庸」承述中道，曾謂《中庸》『中庸其至矣乎』、《論語》『
吾道一以貫之』、《文言傳》『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繼由子思編作《中庸》承述以「誠」；後世至於宋朝王安石
《淮南雜說》有謂『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明朝儒者王陽
明《傳習錄》闡述中道貫通，徹達出世入世修為，更謂『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
是一貫』[ｒ]。

　　儒家源於孔子復興周禮以安平天下的理想。「儒」字上古意義原指祭祀司禮之士，
戰國子高譽之『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ｓ]。孔子之前雖無儒家，然而以
民為本而安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卻是早已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歷史人物傳說[ｔ]。
孔子逝後，子思承述而作《中庸》。戰國時代諸子百家興起，前期大儒孟子提倡性善，
後期大儒荀子提倡性惡；然後至於西漢董仲舒融會諸家而作《大學》，東漢鄭玄集經學
大成而遍注群經。漢朝亡後至於唐朝，佛道大興。宋儒面對佛道影響，興起道學理學之
風，程頤以至朱熹集其學說大成，造就程朱理學一脈；元朝以後訂為科舉標準，成為影
響後世的儒學主流思想。宋儒陸九淵以至明儒王陽明，造就陸王心學思想。宋儒張載以
至明儒王夫之，造就張王氣學思想。明末清初，眼見儒者空談誤國，顏元與李塨，造就
顏李實學思想。清末歐西勢力東漸，康有為面對西學衝擊，託於公羊經學而異想大同世
界；至其弟子毓鋆潛居民國台灣講授不倦，圖致復新華夏學教[ｕ]。民國熊十力參考佛
學而歸宗易學，至其弟子牟宗三亦於台灣任教，融會西學思想而建構會通古今哲論。然
而當代儒學已失體制連繫，是而余英時乃有憂時議論於現代儒學之游魂困境[ｖ]。及至
當今台海兩岸學界思潮洶湧，面對當下時代困境而尋覓出路，大陸主要面對中國意識型
態問題而求索儒學相關之國體道統，台灣重在面對儒家世界傳統問題而探問東亞連繫之
儒學理想[ｗ]。即使當前中國效法歐西文明而有大國崛起之勢，然而中國文明道統依然
失根旁落，東亞漢字文明更是分崩離析，仍有可能重蹈往昔古埃及文明之異化消亡命運
[ｋ]。

　　《莊子‧天下》評議戰國初期諸子學說，言及中國聖王神明之道，有謂『是故內聖
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
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然而兩千多年後的現今當代，中道傳統不僅「道術久為天下裂」，更有「道術已為天下
蔑」，成為現代社會許多大眾的鄙視對象[ｘ]；儒學傳統則在中國與東亞都處於魂不附
體的游離狀態，而在中國大陸更因文革摧殘而幾曾失根於民間社會。

　　中國文明作為歷久彌新的表意漢字文明，是在漢字詞彙的適應時代演變下，創造性
轉化其文化意義及批判性承繼其文化意識，從而使其文明傳統面對變局可以自強不息再
造新命。漢字文明進化歷程的盛德大業，是以漢字作為文化基因，厚德載物而建構詞彙
意涵；從而代代漢字文化子裔生涯集體智慧，富有日新不斷踵事增華；而使漢字文明之
思想成就與意識型態，隨之與時俱進而臻至完善[ｙ]。

　　中道之為中國道統，自堯舜訓誨至今，已歷傳承近四千年。中國漢字文明的道統傳
承，乃是藉由詮釋經典以進行闡述思想與創作哲見，藉此可以承繼漢字文明歷史生命的
集體智慧經驗，進而再新漢字詞彙之文化生命。此一道統傳承，並非儒家獨擅，而是中
國漢字文明諸家眾學以及其他文明傳統善妙會通的一貫統合。宋儒有所排斥佛道之學或
今儒有所排斥歐西之學，都是偏頗自限的失道行徑，終會導致道統誤謬而迷失不明。

　　中道之所以為中國道統，並非由於國族主義理念，乃是由於普世文明理想。中國之
為文明中心，更非本於道德傲慢，而是本於化育天下，以致世界大同之安平幸福。中國
漢字文明肇始於四千多年前黃帝時代造字通用；而表意漢字文化之開創於中國文明，即
非基於黃帝部族語音使用，而是基於天下諸族意會可用，以成天下一家之人文共通世界
。所以文明中國之中道理想，絕非在於徒限中國，而是在於普遍關懷天下世界，以致人
間普世和平幸福，《中庸》即述孔子德業理想而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中國文明之文化盛德，有容乃大而
其命維新，孔子爾後，魏晉唐宋時期盛習印度文明心性之道，清民至今時代盛學歐西文
明物性之道，乃可會通統合人類文明源自軸心時代之菁華精粹，而以增益中道大業。是
而當今天下世界之中道理想，於心性則貫繫出世，於物性則貫繫入世，乃可承創陽明闡
示，接謂：

　『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
　　上徹無為出世之道，下徹有為入世之道，中道一以貫之。』


………………………

[ａ]　張其昀《孔學今義》有謂『「中國」之稱名，便是因為中道是我國的立國精神。
』，而認為其「中」有五義─「中正、中和、中庸、中行、時中」。

[ｂ]　最早「中國」一詞，乃是周朝用以指稱成周洛邑一帶地域；因為成周洛邑所在的
洛陽盆地，基於中原大地的山河形勢，是古代東亞大陸東西南北往來的交通中心，所以
周公才會在此營造洛邑。根據瑞典漢學家　Cecilia Lindqvist 林西莉《漢字的故事‧
第十二章》，「中」字的甲骨文與金文，乃是代表“軍隊指揮中樞的旗鼓形像”。商周
時期甲骨文與金文的文字圖像裏，「中」字是一根附有大鼓的旗桿，桿上有著旗幟飄揚
；所以《說文解字》裏，「中」字的古篆文，中間並非平直一豎，而是有著彎曲，正反
映了旗幟飄揚的形象；後來旗幟形象被刪去，只剩下旗桿與大鼓，就是現今「中」字的
形象。在商周時期的青銅雕飾裏也有類似圖像：在指揮旗鼓旁有著執戈兵士在擊鼓，旗
桿底部旁邊還附有金屬圓鑼；正符合了中國古代「擊鼓進軍，鳴金收兵」的傳統指揮信
號。所以「中」字原義，乃是源於「軍隊的指揮中樞」；指揮中樞必然是在大軍內部，
位居中央而受到重重保衛，所以字義引申成為《說文解字》所述『中，內也』。《史記
》記載黃帝部眾『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所以「中」字意義之相關軍營中
樞，可能源自黃帝時代的部族生活文化。商朝遺跡的甲骨文內容就有自稱「中商」而居
「土中」的用詞，而《尚書‧禹貢》也有「中邦」一詞。至於周朝初期的「中國」一詞
，首先用來指稱“號令天下的中央國都或中樞京城”；然後在東周春秋時代，「中國」
一詞才逐漸廣泛用在華夏諸邦自居的“文明中心國度”；而到漢朝的「中國」一詞，已
經成為自居文明中心上國的自稱，陸賈《漢書‧陸賈傳》即謂『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
下，理中國』。

[ｃ]　所謂「文明」一詞，最早乃是《易經》用以形容八卦之〈乾〉〈離〉兩卦的陽健
光明之象。《周易‧彖傳》〈賁〉所謂：「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展示了現代中文的「文明」、「文
化」兩詞之《易經》來源：「文化」引申源自「人文化成」，翻譯對應了英文`culture
’一詞；「文明」引申意謂「人文昭明」，翻譯對應了英文‘civilization’一詞。《
周易‧彖傳》〈同人〉更言：「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
志」。

[ｄ]　「中華民國」一詞，起於清末同盟會章太炎在《民報》發表的〈中華民國解〉一
文，而同盟會主旨亦有『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說。所謂「中華」一詞，乃是「中國
」與「華夏」的融合詞，大約始於漢末魏晉時期；《晉書‧列傳第三十一‧劉喬傳》就
記載了西晉時劉弘上表，已使用「中華」一詞。至於「中國」與「華夏」兩詞，在先秦
古籍裏早就已經出現；例如《詩經‧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經
‧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華夏」一詞，乃是古人用以意謂“禮儀服章之盛美”，正如孔穎達《春秋左
傳正義‧定公‧卷五十六‧傳十年》注疏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
，謂之華」。「夏」字的《說文解字》篆文，乃是刻畫“一人身形端正的頭首、兩手、
兩足”，並下畫代表“蹝行”之篆字，結合代表了“姿儀端正、曳步緩行之人”；這就
是中國上古時代，身著寬袍大袖的冠服衣裳(傳說為黃帝所制)，而參與典禮儀式的人物
步行形象；正對應了孔穎達所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所以《說文解字》說：「
夏，中國之人也」。因而「夏」字的上古原義，就相當於現代所謂的「文明人」；而中
國最早建立的朝代─「夏朝」─上古當時以「夏」為國號，其當時意義也就相當於現代
所謂的「文明之邦」。「華」字的甲骨文圖像，乃是一棵長滿花果的大樹，引申意義是
指“豐盛美麗”。古人用「華」字，來形容中國服章文物之盛美，正對應了孔穎達所釋
：「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所以「華夏」一詞，其原始意義就是“服儀盛美的文明人
”；而融會了「中國」與「華夏」的「中華」一詞，乃是意謂“美麗輝煌的文明中心”
。若以儒家理想意涵而言，「中華」此詞就是代表“道德美善而化育天下的文明中心”
。

[ｅ]　表中約略年數誤差，民國以前至隋唐為十位數，魏晉南北至夏朝為百位數，黃帝
炎帝為估計值。當代在山西高平─自古中國歷史傳說的炎帝神農氏之地─考古發現的仰
韶文化遺址，距今即約5000年前；山西臨汾發現應屬堯帝故都的陶寺遺址，距今約4300
到4000年前；河南洛陽盆地發現應屬夏朝都城的二里頭遺址，距今約3800到3500年前。
上述最新出土的考古成果，已經表明中國信史證據不止是從殷商開始的甲骨文書；而陶
寺遺址器物上更發現似有「文」與「堯」字的遺跡。此外，山東陽穀發現蚩尤冢，可能
有關距今4500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表中的黃帝年代估計，來自根據西晉皇甫謐《帝王
世紀》推測的黃帝紀元，距今可能約4700年。

[ｆ]　中國至今考古發現的最早文字遺跡，是在大約六千年前已有文字雛形的陶文。所
以黃帝時代傳說所謂倉頡造字應該不是首先發明，而可能是針對既有流行書寫圖案，加
以規範與進行創新，《荀子‧解蔽》有謂『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炎帝部
族是神農氏的傳承，基於推進農耕技術及推動市場貿易，而成就天下諸邦共主的政治中
心體系。黃帝是在炎帝統治秩序崩潰下，取代炎帝又擊敗蚩尤，而成為中原大地的新共
主。

[ｇ]　黃帝之後，其子孫名號成為中原大地的正統貴族子裔，歷時兩千餘年直至秦朝滅
亡。黃帝部族於黃帝逝後，是以部族推選其家族子裔繼任帝位，類似蒙古成吉思汗死後
的忽里勒台制度。如此傳位至於帝摯遭害，再擇其弟繼位，是為帝堯。後來帝堯禪讓帝
舜、帝舜禪讓帝禹，都是指定繼位以供部族推認。大禹指定伯益繼位，遭到其子啟奪位
而發生內戰，從此黃帝部族分裂而大禹子裔建立夏朝。當年大禹治水，曾經鑄造九鼎代
表九州，從而擁有九鼎成為天子象徵。商朝部族原是從事往來貿易，後而崛起取代夏朝
。周朝部族原是興於耕作墾殖，後而崛起取代商朝。周朝以武裝殖民的封建制度，融合
分封諸地族群，從而終在東周春秋時代逐漸興起華夏中國的概念自稱。黃帝子裔名號的
貴族傳統，傳至秦朝滅亡而終，九鼎也在秦末戰亂下失傳無蹤。漢朝高祖劉邦開國，是
以龍族神話傳說自稱。

[ｈ]　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知識人在古代中國叫做「士」，而「士」的
出現則是和「道」的觀念分不開的，所以孔子說：「士志於道」（《論語‧里仁》）。
但是「士」和「道」兩個名詞在孔子以前早已存在，其含義也頗有不同。……春秋以前
還沒有《論語》、《老子》中所說的抽象之「道」；……孔子所說的「士志於道」是指
一種新出現的歷史情況，和春秋以前的傳統截然不同。這一新情況的出現，說明「士」
和「道」兩個觀念，在春秋時代都發生了基本的變化。……春秋以前的「士」，誠如顧
炎武所言，「大抵皆有職之人」。這是因為在周代封建制度之下，「士」屬於貴族階級
中最低的一層，「士」的上面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各級，形成一個金字
塔式的結構。封建貴族是世襲的，不但壟斷了詩、書、禮、樂等各種知識，而且也壟斷
了各級政府的職位。在這種情形下，「士」的地位是受到限定的。這一限定性可以從三
個方面來說：以社會身份而言，「士」限定在封建貴族階級之內；在政治方面，「士」
限定在各種具體的職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則限定在詩、書、禮、樂等王官學的範
圍之內。在這三重限定之下，「士」自然不容易發展出一種超越的精神，使他們可以全
面而系統地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和批判。所以春秋以前的「士」還不能算是「知識人」
。現代觀念中的「知識人」，必然同時也扮演社會批判者的角色。……這和孔子以後的
「士」大不相同，後者是從「道」的超越觀點來批判現實世界的，所以原為全面、深刻
和徹底。……但是到了春秋時代，「士」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主要是周代
封建秩序解體的結果。在封建制度下，「士」原在「大夫」之下，使貴族的最低一級，
「士」的下面便是平民，即所謂「庶人」。根據現存文獻，大概從公元前六世紀始，「
士」逐漸和「庶人」連在一起了。……這一現象是社會流動的結果：一方面，「庶人」
已有不少機會上升為「士」，另一方面，貴族階級，尤其是「士」，也大批下降為「庶
人」。……由於「士」是最低層貴族，這一階層恰好成為貴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匯聚地
帶。士、庶之間的界線因此越來越模糊了。發展到戰國時代（公元前五世紀中葉以後）
，「士」終於不再屬於貴族，而成為四民之首。……上述「士」的轉變發生在孔子的時
代，恰可以說明孔子「士志於道」之說的歷史背景。封建解體和社會流動的結果，「士
」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縛，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們過去是「思不出其位」，現
在則可以「思出其位」了。這一超越精神的出現，不但使他們能夠對於現實世界進行比
較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而且也使他們能夠自由自在地探求理想的世界—「道」。所以在
中國史上，知識人一開始便和「道」是分不開的。』

[ｉ]　古代中國文明以往都是以大陸活動為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轟動中國大陸的《
河殤》影集曾經鼓吹走出黃土大陸文明，擁抱蔚藍海洋文明。而在地緣形勢上，民國台
灣之於現代東亞海運，猶如成周洛邑之於古代東亞陸運，都是位居交通運輸之往來中心
。歷史學者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導論〈有關「中國
」的歷史形成與認同困境〉，述及現代中國當前實際發生的三重認同困境，即言『第一
重困境，是宋代以後周邊國家（包括日本、朝鮮、安南）出現的「自國中心主義」。在
中國不再有漢唐時代的文化吸引力與輻射力以後，……──這是來自周邊的第一重挑戰
，即中國「周邊」發生了變化。過去，受到中國影響，環繞在中國周邊的各國逐漸開始
與中國分庭抗禮。第二重困境，是明代中期西洋人東來之後形成的。……大明帝國從此
被拖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秩序中，中國歷史也被整編進了全球歷史之中，中國文化也面
臨著歐洲文明的挑戰。……──這是中國面臨的第二重困境，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文
化與秩序的挑戰。第三重困境，則是大清帝國版圖擴大而逐漸形成的內部問題。……接
受了大清帝國遺產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繼承了大清帝國隱含的龐雜的
族群與地區問題，即滿蒙漢國藏苗怎樣才能有一個國家的共識與文化的認同。──這構
成了「中國」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處理內部各個族群對於國家認同的困境。由於現代
中國際繼承的是宋代以來逐漸變動的周邊關係、明代以來的國際環境，也繼承了清朝最
後達成的內部複雜的民族國家，……，如果中國仍然停留在大一統天朝想像中，那麼，
它仍將面臨內部、周邊、外部的三重複雜的歷史問題。』歷史學者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壹】》〈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談及歷史上的中國體制轉型，即言『秦始皇這麼一來
，那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從封建制「轉」到郡縣
制。……秦國實自公元前第四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
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可是這一秦
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2），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
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這
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
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
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
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
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中國在明末清初以後，未能趕上人類文明在資本主義與科學技
術下的工業革命發展，也尚未完成自由民主的政體轉型，至今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更遇
資訊時代智能工業衝擊。二十世紀著名管理學家　Peter Ferdinand Drucker 杜拉克，
曾在《下一個社會》全書結語，評論未來資訊社會發展即言『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
最重大的變化還沒有出現。我們也可以確定，2030年的社會跟今天的社會一定大不相同
，它一點也不會像暢銷未來學家所預測的樣子，它不會由資訊科技主導，甚至不會由資
訊科技來塑造。資訊科技當然很重要，但只是新科技的一種。下一個社會的主要特色會
跟從前一樣，是新機構、新理論、新意識形態，以及非常多的問題。』

[ｊ]　余英時創立「知識人」一詞，用以代替舊譯「知識分子」的蔑稱；關於中國之士
與知識人的歷史傳統詳論，可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有謂《士與中國文化
‧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我希望能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
”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國文化自成一獨特的系統，這已是今天中外大多數學
人所共同承認的歷史事實。……本書定名也部分地取義於此：通過“士”這一階層的歷
史發展來探索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如果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延續了
兩千五百年，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又謂《
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言〈從傳統「士」到現代知識人〉》『「士」的傳統既是一活物
，在一個接一個的內部「斷裂」中更新自身，那麼它最後為什麼走向解體，從歷史上隱
沒了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此處自不能輕率作答；但因與本書的論旨有關，我也不
能不略陳所見，以結束這篇序文。讓我先借一個著名的古典譬喻為討論的始點。杜牧《
注孫子序》論「盤之走丸」說：「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
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樊川文集》卷十）「士」的傳統可比之於「盤」，
而「士」在各階段的活動，特別是那些「斷裂」性的發展，則可比之於「丸」。過去兩
千多年中國之所以存在著一個源遠流長的「士」的傳統，正是因為「士」的種種思想與
活動，儘管「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並沒有越出「傳統」的大範圍，便像
丸未出盤一樣。而這一傳統之所以終於走進歷史則是因丸已出盤，原有的傳統架構已不
足以統攝「士」的新「斷裂」活動了。最遲從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已
逐漸取得一個共識：「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知識
人（即「intellectual」，通譯為「知識分子」）。知識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傳
統的結束；這便是本書研究的下限。這個下限的斷代應該劃在何時呢？大致上說，十九
與二十世紀交替之際是關鍵的時刻。如果要進一步尋找一個更精確的日期，我以為光緒
三十一年（1905）科舉廢止是一個最有象徵意義的年份。……這是「士」的傳統的最後
一次「斷裂」；但這次「斷裂」超過了傳統架構所能承受的限度，「丸」已出「盤」，
「士」終於變成了現代知識人。但是「士」的傳統雖然在現代結構中消失了，「士」的
幽靈卻仍然以種種方式，或深或淺地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身上。「五四」時代知識
人追求「民主」與「科學」，若從行為模式上作深入的觀察，仍不脫「士以天下為己任
」的流風餘韻。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紀末曾對中國知識人的這種精神感到驚異。他
指出中國知識人把許多現代價值的實現，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們的獨有的
責任，這是和美國大相逕庭的。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這些價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
知識人並不比別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他因此推斷，這一定和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
有關。他完全猜對了。現代知識人不在本書研究的範圍之內，這裡不必多說。我引這一
段「旁觀者清」的話，只是為了說明，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跡，它所投射的意
義卻可能是現代的。』

[ｋ]　文明史家　Arnold Joseph Toynbee 湯恩比，在其宏觀人類文明命運的著作《歷
史研究》中，深究探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從而分析省思文明興衰的樞紐與軌跡。
他認為人類之能開創興揚文明，是由於面對挑戰所作的有力回應，從而鑄造成就文明，
每次的成功回應都將帶來新的挑戰，文明的演進歷程就是挑戰與回應的延續過程。他觀
察人類種種文明的演進模式，而謂《歷史研究‧希臘模式與中國模式》『希臘模式極能
符合各大文明的早期歷史，而中國模式又頗能符合各大模式的後期階段，故而將中國模
式的後段與希臘模式的前段結合起來，應能建立一個頗為通用的模式。』，又審察中國
文明演進模式而說『如果我們追溯中國的歷史，從1911年滿清政權傾覆之時起，向後倒
溯回去，我們即發現，中國歷史展現了一個十分明朗的結構。中國歷史的時距頗長，在
這段漫長的過程裏，有一連串的大一統國家，前後建立起來，不旋踵間又告覆亡，陷入
混亂與分裂。這兩種「合」與「分」的階段，時間長短各自不等，所以這雖是一種循環
的情形，其節奏卻沒有任何規則的週期性可言。……以上是從1911年清朝統一王國的覆
亡，回溯至西元前_221年秦朝統一帝國之建立，所浮現的中國歷史的明顯結構。在1911
年之後，中國經歷了另一段分裂的時代，直到如今中共政權為止。然而由於我們不能確
定共產主義這一外來西方理念之引入，不會為中國歷史帶來決定性的斷裂，而整個改變
它的政治結構；故而，我們也不能判斷：中國歷史這種治亂交替的古老而熟悉的模式，
是否仍會繼續以傳統的風格運作下去。雖然，中國曾有一度，被一種佛教形式出現的非
中國哲學所迷，而且似乎頗為流行，然而到了最後，這一印度傳來的宗教，卻仍被中國
原有的哲學所超越【§湯氏此言不確，宋明理學是在模仿佛學，而其思想深度並未超越
佛學，只是贏得在科舉考試標準上的官方認可；而且宋明理學的偏狹排斥佛老，反而造
成其道統認知上的嚴重錯失。歷史上的演進情況，應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會通融合
。】；我們如今並不知道，這一中國原有的哲學體系，是否仍能表現足夠的潛力，再度
獲得最後的勝利。中國的前途是一個謎！』『事實上，中國學者為中國歷史傳統所設想
的模式，反而更適合於埃及的歷史，從頭到尾，無一不合。……而正如中國歷史上對應
的時代一樣，自外國入主本土的開國帝王愈來愈多，在埃及有利比亞人、衣索比亞人、
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羅馬人，而由本國所建的王朝卻愈來愈少』【§埃及文明
的其後歷史命運，在希臘文化與羅馬統治下逐漸沒落，最終在阿拉伯人征服下被伊斯蘭
化而徹底消亡。】關於人類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歷史命運，湯恩比是以樂觀理想而展望未
來。他在《活過未來》曾說『我想，我們應該由各地文化選拔其優，來發展一種世界文
化，而將其作為全人類的共同所有。』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展望２１世紀─湯恩比
與池田大作對談集》，對於中國在未來人類文明的貢獻寄與厚望，認為中國及於東亞將
是未來整合世界的重要角色，也推崇了盛行東亞的儒家與佛家的理性精神、儒家人文主
義精神、與道家自然主義精神。湯恩比之所以高度推崇中國，即是因於中國文明傳統過
往曾在東亞建立統合體系的歷史經驗，以及中國古人曾經表現的天下一家胸懷。他在《
歷史研究‧希臘模式與中國模式》有言『直到1911年滿清覆亡之前，華夏大一統帝國一
直存在，也一直由接受儒家教育的文官在統治。這個大一統國家本身，以及國家中傳統
的政府體系、懂得如何運作這體系的文官，加上受過儒家教育的仕紳階級，又成為文治
政府取之不竭的人才來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整合體制。只要這一體制能夠承續
不絕，則即使中國文明中，其他要素的連續性，遇到最強烈的破壞，而呈碎裂狀態，中
國文明仍然可以賡續下去。』他在《地球的繼承者》則說『中國歷史進程曾是陷於循環
，然而中國比西方更成功於解決兩個關鍵問題：曾經成功維繫百萬級至億級數量人口共
同在相對安定的國內和平秩序長達數世紀，曾以豐富本土文明而成功融合一個外來思想
文化—佛教。』『中國過去的成就與歷史經驗，已使其具足西方所顯著缺乏的資格。在
這種成就的力量上，中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希望，帶領人類走向政治一統。』，而
在《歷史研究‧希臘模式與中國模式》更說『如果那些旋起旋滅的大一統帝國，其所以
一再崩潰的原因，確實是由於經濟上的理由，則由西方工業革命對人類經濟狀況所作的
改變，已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全球性大一統政體，提供了較為圓滿的展望。現代科技的發
展，加上節育之後出生率與死亡率的減少，將為未來「世界政府」的財政情形，展露出
聞所未聞的新希望。……倘若未來世界政府的展望果真如此，則真是人類之福。因為，
史無前例的科技發展，不但為大量生產打開了無窮的遠景，而且也製造了致命的武器，
一旦用到這些武器，戰爭就足以滅絕人類。……人類必須經由協議，來達成政治上的統
一，而若這種統一一旦完成，我們便可不再看到治亂交替、分合無常的舊式節奏再次出
現。因為，在核子時代，任何陷入於分立與混亂的形勢，都是對人類生存的一大威脅。
這真是政治家們前所未見的困難問題，但如果技術革命雖為未來「世界政府」的建構者
，提供了這項難題，然而卻能在經濟問題上，對他們有所幫助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寄予
信心的。』

[ｌ]　「道統」一詞，出於朱熹《中庸章句序》『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
有自來矣』『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
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文統」一詞，始於劉勰《文心雕龍》『是以規略
文統，宜宏大體』，其義原指文章統範。「政統」一詞，出於牟宗三論述，其《略論道
統、學統、政統》有述『古人言「正統」，是就得天下正不正說。無言「政統」者。弟
提「政統」一詞，意指「政治形態」或政體發展之統緒言，不單指「民主政體」本身言
，是通過客觀實踐中政體之發展而言今日民主建國乃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且是歷史的
所以然而不可易。在客觀實踐之發展中言今日民主建國，而客觀實踐是前有所自，後有
所繼，而垂統不斷的，故曰政統。』

[ｍ]　愛新覺羅‧毓鋆《毓老師說中庸》『夏，是中國人的文化。中國是廣義的中國，
是中道之國。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誰能用中道，誰就是中國人。
中道之國，沒有邊際。』

[ｎ]　「中道」一詞，作為「中」與「道」之結合意義，本文此處所引《中庸》『從容
中道，聖人也』乃謂“心中覺知以致中正德行之道”。但在古書典籍還有其他不同意涵
，《禮記．曲禮上》『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以謂“
道路中央”，《論語‧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以謂“行事中途”，《孟子‧盡
心上》『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以謂“中正無偏之道”，《春秋繁露‧奉本》『雖不中
道，而《春秋》者不敢闕』以謂“切中道理”。後世佛家也用「中道」作為譯詞，《中
阿含經》『捨此兩邊，有取中道』以謂“不落相對極端的修行方法”，《中論》『離有
無兩邊，故名為中道』以謂“不落相對極端的哲理思想”。

[ｏ]　「天下、天命、天子」三詞屢在《尚書》出現，都是相關上古中國敬天之觀念詞
彙。「皇」字原始字形，象徵上有如日光芒存在，原是用以表徵天神光明，故而《尚書
》屢稱「皇天」，後也用在祖先及傳說主宰尊稱。「帝」字原始字形，象徵供奉崇拜之
神祇偶像，而以指稱天神主宰，後也用在人間主宰尊稱。「神」字原始字形，是「示」
祭祀牌位與「申」閃電雷光之會意，原是用以指稱天神，見於《尚書‧君陳》『感于神
明』、《尚書‧太甲》『以承上下神祇』、《尚書‧泰誓》『弗事上帝神祇』。上古中
國是以帝名，推敬上天神界最高共主，尊稱「上帝」，見於《尚書‧舜典》『肆類于上
帝』、《尚書‧大誥》『迪知上帝命』、《尚書‧召誥》『皇天上帝』。從而上天神界
之下的人間世界，即稱「天下」，可謂“普天之下”，見於《尚書‧堯典》『光宅天下
』、《尚書‧召誥》『用于天下』、《尚書‧顧命》『燮和天下』。「天命」意謂“上
天使命”，可作動詞或名詞，即是代表上天神界之命，見於《尚書‧皋陶謨》『天命有
德』、《尚書‧盤庚》『恪謹天命』、《尚書‧召誥》『我受天命』。「天子」意謂“
天命之子”，即是具有君權神授意涵，代表“承奉上天使命之子”，古代中國用於指稱
天下的人間世界最高共主，見於《尚書‧胤征》『欽承天子威命』、《尚書‧說命》『
天子惟君萬邦』、《尚書‧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上古中國政統的最高共主，也是
尊稱為「帝」，例如─炎帝、黃帝、帝堯、帝舜；後來秦王贏政結束戰國統一天下而開
創秦朝，才將「皇」「帝」二字結合自稱「皇帝」而被後世承襲使用。上古中國敬天觀
念，本是基於原始宗教的上天神界權威崇拜，而其相關用詞遂而沿用至今。

[ｐ]　德國學者 Karl Theodor Jaspers 卡爾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
將距今兩千五百年前後，中國文明、歐西文明、印度文明在同時期的人類文化躍昇現象
，稱之為「軸心時代」。佛陀、老子、孔子、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
多德以及許多思想哲人都誕生於此時代。這個軸心時代的定義範圍，大約是由西元前八
百年到西元前二百年，正對應著中國歷史上文化劇變的東周春秋戰國時代。

[ｑ]　此依《文子‧道原》所引《老子》文句。

[ｒ]　「大中至正」一詞起源於漢唐以來經學家對於《尚書·洪範》的注解，《全唐文
》〈故…貞憲趙公神道碑銘〉所記碑銘就有『非大中至正，不接於心術』。宋朝儒者，
王安石《淮南雜說》有謂『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程子《二
程粹言》有謂『知聖人為大中至正』，朱熹《朱子語類》『儒者之道大中至正』。明朝
王陽明《傳習錄》則謂『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

[ｓ]　「儒」之名由，古已論議。《孔叢子‧儒服》記載戰國時期趙國平原君，向孔子
七代裔子高請教─『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
靜不失中道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則謂『儒，柔也，術士之稱』。東漢班固《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評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
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
言，於道最為高。』直至現代二十世紀，胡適《說儒》考證推測『我們更可以明白“儒
”的古義，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終而甲骨文學者徐中
舒根據考古證據發表《四川大學學報》1975年第４期〈甲骨文中所見的儒〉『儒在殷商
時代就已經存在了，甲骨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甲骨文字典》【儒】
『(需)象人沐浴濡身之形，為「濡」之初文。……上古原始宗教舉行祭禮之前，司禮者
須沐浴齋戒，以致誠敬，故後世以「需」為司禮者之專名。「需」本從象人形之「大」
，因「需」字之義別有所專，後世復增「人」旁作「儒」，為緟事增繁之後起字。』關
於儒家起源的詳細論述，可見王鈞林《門外說儒》〈儒家的起源〉。

[ｔ]　這種歷史傳說的人物譜系，是唐朝韓愈首先系統化，在其《原道》有謂『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現代中國的革命思想也有相關理念，戴季陶《孫
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記載孫文曾有言論『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來發揚
光大的！』

[ｕ]　毓老追思專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saAWiMMqT4

毓鋆原是滿清皇族後裔，幼年伴讀清末廢帝溥儀而曾親承國學宗師授教，少年留日而青
年赴德學習軍事，壯年任職滿洲國之軍情部門。中年迫隨民國遷台，隱居不仕，後於台
灣大學附近自辦書院，潛身講學四十年至壽百餘歲，一生傳倡經世致用之國學，自言就
是要『講中國學問，認識中國學問的真面目』，曾言『古人的智慧，講就夠了。思想還
有新舊之分？會用，都是新的；不會用，都是舊的。講學不是為了留一本書，而是我們
能從書中得到新的智慧。有用之物卻無用，在於不思。讀書多少不重要，智慧多才有用
！講道容易，行道難；做事容易，成事難。』『孔學都是治世之學，孔學就只有一個思
想，仁。中國人的學問就是一個「時」，得(ㄉㄟˇ)乘時以支配天下（時乘六龍以御天
，要統天，就是得擺弄(如龍一般)天下莫測的變化），仁就是救天下的法寶，所以要以
仁為己任。』在台曾經籌辦「華夏學苑」，而解釋其名說『華夏，就是「華此夏」，光
顯夏文化，華是動詞。我們的責任，就是華夏。夏文化就是「平天下」的文化，現在的
中國並不代表中國文化。我的夢想就是想把台灣變成華夏文化的模範島！』龔鵬程《毓
老真精神‧序三〈毓老典型〉》評其講授經世之學，有謂『此一路數，即使是熊先生的
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亦未繼承，遑論其他？毓老卒，中國這路學問大概也就絕
了，再也沒有人能有這種氣魄、願力和學養來講此王霸之學了。毓老講學於此衰世，其
跡頗近於文中子之講學河汾，然文中子能開有唐一代，毓老呢？似乎恰好是總結了傳統
儒者的時代罷！』。

[ｖ]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現代儒學的困境則遠非以往的情況可比。自十九世
紀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在西方勢力衝擊之下開始了一個長期而全面的解體過程；這個過
程事實上到今天還沒有走到終點。由於社會解體的長期性和全面性，儒學所面臨的困境
也是空前的。……所以在中國人，至少是知識分子，追求「民主」和「科學」最熱烈最
緊張的時代，也往往是反儒學的情緒最高漲的時代。現代儒學的困境，以此為始點。儒
學和制度之間的連繫中斷了，制度化的儒學已死了。但從另一方面看，這當然也是儒學
新生命的開始。三十年代胡適在芝加哥講「儒教的歷史」，曾說：「儒教已死，儒教萬
歲。我現在也可以是儒教徒了。」這個想法恐怕今天不少同情儒學的人也許會加以贊許
，但是儒學目前的困境也在此。讓我們用一個不太恭維但毫無惡意的比喻，儒學死亡之
後已成為一個游魂了。如果我們因此慶祝儒學獲得了新生，那麼儒學又將以何種方式維
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將從此成為「游魂」呢？還是要「借屍還魂」呢？傳統儒學的特色
在於它全面安排人間秩序，因此只有通過制度化才能落實。沒有社會實踐的儒學似乎是
難以想像的。即使在道德領域內，儒學的真正試金石也只能是在實踐中所造成的人格，
即古人所說的「氣象」或「風範」。如果儒學僅僅發展出一套嶄新而有說服力的道德推
理，足以與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學抗衡，然而這套推廣並不能造就一個活生生的人格典
範，那麼這套東西究竟還算不算儒學，恐怕總不能說不是一個問題。』

[ｗ]　當前華人儒學風潮之思想爭論，可略見於《天府新論》No.2／2016〈首屆“兩岸
新儒家會講”〉與《當代儒學》第10輯2016年版〈從“首屆兩岸新儒家會講”看當代儒
學的發展危機〉孫鐵騎。

[ｘ]　嘲諷現代中國國學現狀最為鞭辟入裡之作，就是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

[ｙ]　表意漢字文化與拼音字母文化，在面對外來文化上的融會演進差異，在於統合與
歧分。在其詞彙開展上：拼音字母文明的文化意識演進，是不斷發散歧分的增殖過程；
而表意漢字文明的文化意識演進，則是逐步收斂統合的融會過程。歷史對照案例可由兼
具表意漢字與拼音假名的日本文化意識演進來看，日本在二戰前主要是以漢詞意譯歐西
詞彙，到了二戰以後盛行是以假名音譯歐西詞彙。漢詞意譯必須經過選擇或創作漢字詞
彙，翻譯過程也就同時進行原有漢字文化意識的繼承與轉化；而假名音譯只是對應音節
而產生假名詞彙，沒有文化意識的融會過程。漢字文化既然基於表意詞彙，而以形構使
用族群的集體文化意識；所以針對文化經典的意義詮釋，也就成為承繼舊詞而轉化新意
的文化演進基礎。東亞漢字文化圈諸國在豐富漢字詞彙上，以其本土自創文化交流影響
，進而踵事增華。清末民初日本的和製漢詞，更有開創現代中國漢字詞彙基礎的關鍵影
響。清末民初以來，現代中文除了吸納日本文化的和製漢詞，也更融合歐西語言的時代
規範。現代中文因為仿效歐西語言之文法句型與標點符號，而以增益其漢字詞句的表述
規範。漢文書寫方式，也由傳統的由上而下、由右而左，再增融合西文模式的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漢字詞句表述體系，自從黃帝時代倉頡造字之素樸上古文體，至於春秋戰
國諸家爭鳴而變為華雅文言文體，再至清末民初西風東漸而變為修明現代文體，顯現了
中國文明漢字文化傳承不絕的其命維新。日韓越等東亞漢字諸國，以往可以藉由自造漢
詞或漢字，來建構漢字文化與影響中國文明；然而歐西文明影響下的廢除漢字風潮，使
得韓越兩國已經免用漢字，日本也已習慣使用假名譯詞，從而當前諸國文化已乏能力新
創漢詞。共產中國大陸在此風潮，也曾準備將漢文拼音化，雖只推動至簡體字方案而止
，卻已造成漢字形義的混淆與醜陋。漢字起源之表意圖案，本是上古先民漫畫書寫之法
，無謂美觀；演進至於周朝篆書已有古樸之美，然後繼續演變於隸書、楷書、行書，至
於印刷之宋體、明體，皆是古代中國社會審美文化產物。及至現代中共專政獨斷文化，
既無視美觀又不管多義，推動合併簡化漢字，至今造成現代中文簡體殘破，猶如美女慘
遭整形失敗。

[問卦] 堯舜禹是不是過譽了？

◎發表於 ＰＴＴ ＢＢＳ 八卦版 Goss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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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黃帝到秦始皇的兩千多年時間，所有貴族幾乎都有血統或名義上的關係。

直到漢高祖劉邦編了一個自己的龍族神話，才打破這個繼承圈。

先秦貴族都是黃帝的子孫！怎麼會這樣？

這可以看看離我們比較近有史可據的歷史案例，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孫。

從成吉思汗統一草原，他的黃金家族子孫便成為歐亞草原遊牧民族的正統貴族。

即使元朝與蒙古汗國在歷史演變下逐漸崩亡，但草原各族還是要擁戴成吉思汗子孫。

一直到清朝皇帝統治草原諸族，還以娶黃金家族女而繼承成吉思汗血統為號召。

所以上古中國黃帝子孫也是一樣，憑藉黃帝文治武功，是當時中原大地上的正統家族。

在《史記》記載，黃帝部族原來沒有建城，是個遊耕遊牧的武裝集團，由軍隊拱衛。

而黃帝死後，並不是父死子繼，而是由部族推選黃帝的某個子孫作為共主。

這種早期繼承制度，就像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死後決定汗位繼承的忽里勒台的推選方式。

這個制度在黃帝以後，推選了幾位不錯的部族領導人物。

然後到了堯的哥哥摯，因為摯的狀況，就出了問題。

帝摯因為施政引起部族許多勢力不滿，導致他自己被殺。

部族大老殺了摯以後，認為弟弟堯的人品不錯，所以才推選堯作為共主。

因此，帝堯從開始即位，就是兢兢業業，生怕一不小心就重蹈他哥哥的被殺命運。

帝堯的兒子丹朱聰明卻喜歡胡鬧，陸上行舟就是丹朱搞出來的玩樂花樣。

丹朱叫奴僕們將船抬起來走，而他在船上爽爽划樂出巡。

堯對這個兒子頭痛，所以發明圍棋這種遊戲，讓丹朱去傷腦筋而減少鬧事。

當然，堯是絕不可能推自己兒子丹朱繼承帝位，這樣只是讓丹朱去送死。

所以堯找了也是黃帝子孫的舜來培養，後來也就推舜繼帝位，而也得到部族支持。

舜繼帝位，而同為黃帝子孫的大禹治水有功，所以舜推禹繼承帝位，也得到部族支持。

禹繼帝位，選了伯益繼承，但禹死後，部族許多勢力卻支持禹的兒子啟。

從而啟繼帝位而建立夏朝。

啟繼帝位的過程，有許多疑點，有古書說啟攻殺伯益而奪權。

而的確也有一些部族，反對啟的繼位，而與啟的勢力發生戰爭。

啟建立夏朝，就開始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再也不是經由部族推選。

可以大膽推測，啟的建立夏朝，其實是分裂了黃帝以來的部族推舉傳統。

若以蒙古史來舉例，就像忽必烈破壞忽里勒台制度而建立元朝，造成蒙古分裂。

因為啟繼位的不具部族合法性，所以從此不敢再交給黃帝家族其他子系，而專擅奪權。

而也因為夏朝造成黃帝部族分裂，所以夏朝傳代不久就陷入混亂而中衰。

這導致了黃帝部族勢力受到嚴重打擊，從現今在山西臨紛挖到的帝堯古都遺跡，

可以發現後來全城曾經受到大肆破壞，連貴族墓葬都被刻意破壞並故意加入穢物鎮壓。

但黃帝部族的威名尊崇還是流傳中原大地，以致一直到秦朝滅亡，

所有貴族都要宣稱自己家族是黃帝子孫後代，才能使得自己勢力具有公認的合法權威。

這就好像成吉思汗以後而民國以前的北方草原，掌權者都要宣稱自己是成吉思汗子孫。

所以上古中國的禪讓，其實是在黃帝部族推選繼承下的一段歷史美談。

在這段歷史美談，的確曾經選出了堯舜禹三位傑出優秀的部族領導共主，

有過一百多年的美好統治時光，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理想楷模，

即《禮記‧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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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三代當時根本還是部族推選，禪讓只是指定繼承人以供部族推選。

所以並不構成逼位的問題，因為權位還是要經由部族會議認證。

反而夏朝建立才是可能逼迫大禹指定的伯益退位，而造成黃帝部族分裂。

夏朝建立的政權爭奪，可能涉及黃帝部族統治集團的利益分化

這種分化應該是因為大禹治水而在組織工程時興起的新利益集團。

這個利益集團還包括了黃帝部族以外他族在治水時的合作勢力。

夏朝開國的啟，為政顯然不好，先是繼位遭到一些部族反對而以進行內戰鎮壓。

然後傳子太康而朝政混亂，國政竟然落到東夷勢力手中。

而東夷之所以可以干政，可能就是本來在大禹治水時曾經參與合作的共同利益團體。

只能說禹雖想指定伯益，但治水工程形成的利益團體勢力不想，才拱禹的兒子啟繼位。

所以夏朝很快就在啟的兒子太康時期，成為東夷的傀儡政權，後來還被篡位。

直到少康中興才又恢復夏朝黃帝部族統治，但在夏朝被篡期間，黃帝部族應該有被鎮壓。

所以山西堯都遺址才會有著曾遭嚴重摧毀而全遭廢棄的歷史痕跡。

所以相較夏朝開國的問題統治與殘酷內戰，堯舜禹三代之治是黃帝部族的美好史跡。

上古中國的史事，其實許多並非神話而已，像是炎帝神農氏也是真實存在的人物。

依據現今的考古判斷，炎黃部族原來應該是從北方南下的遊獵遊牧族群。

應該是在神農氏才開始逐漸轉向農耕，所以神農氏是炎黃部族的發展農耕技術者，

但他並不是中原大地上首先發展的，因為在中國南方有更早發展的農業族群。

所以神農氏應該只是炎黃部族南遷以後，學習南方外族而開始發展農耕的創始者。

神農氏在距今五千年以前，開始發展農耕，放火燒林為田，所以稱為炎帝。

現今山西高平已經發現五千年前的一些文化遺跡，包括人工堆砌的石牆。

而山西高平就是歷史上一直口耳相傳的炎帝神農氏之地。

而炎帝部族之所以會成為中原共主，當然不只是因為發展農耕，而是因為發展市場貿易。

農耕以後開始生產累積，產生物資可以交換，神農氏創立日中集市交易的制度。

有商業交易就有市場，就有物資集中，就必須要有武力守衛交易市場與貿易路線。

炎帝部族就在主宰市場貿易與推動農耕技術的背景下，逐漸擴張勢力而成為中原共主。

傳了幾代經過幾百年後，因為社會發展與氣候變遷的問題，開始產生動蕩不安的情勢。

而當時的炎帝部族處理不好，無法解決問題，尤其是蚩尤部族崛起擴張的問題。

黃帝部族原是炎帝部族屬下的武裝力量，就像土耳其人原本是阿拉伯哈里發下的傭兵。

在中原局勢混亂，而炎帝無法解決問題時，黃帝領導其部族擊敗炎帝部族而成為共主，

就像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而主宰了伊斯蘭帝國的統治權。

黃帝然後再率領炎黃力量擊敗蚩尤部族而主宰中原大地。

蚩尤敗亡後，部族有的留在北方加入炎黃，有的敗逃南方，後代子孫成為現今苗傜等族。

就像希特勒的征服東方失敗，德裔有的留在東歐加入當地，有的向西逃回德國本土。

黃帝部族可能本來就是炎帝部族手下的雇傭軍團，所以才會史書記載生活在軍營環繞。

而黃帝部族大獲全勝以後，整個武裝部族本來是在整個中原大地上武裝行軍遊居。

後來子孫才逐漸開始建城定居。

「中」字的原始字形是由“軍隊中樞的旗鼓形象”而來，

可能最早就是與黃帝部族在黃帝時期以軍營環繞而居有關。

夏朝是黃帝部族的傳承統治，而以後的商朝傳說也是黃帝部族後裔，周朝也是。

商朝部族也是在發展貿易下興起，不過不是主導市場，而是進行來往貿易營利。

所以商朝是一個注重貿易的時代，因為善於貿易才有今日「商人」之名。

夏朝是由水利工程建構興起的統治勢力，商朝是由貿易組織興起的統治勢力，

而周朝是由農戰興起的統治勢力，由周朝封建的武裝殖民，才逐步同化中原各族，

與中原大地各族產生文化融合，形成華夏文明下的中國認同。

「中國」一詞始於西周初年用以指稱位居地理交通中心的成周洛邑。

「中國」一詞的作為文明中心的國度認同，就是始於東周春秋時代。

然後從此，就一直被東亞漢字文化圈，沿用作為文明中心上國的自稱。

南京大屠殺前的國軍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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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實是南京城已經撤走許多百姓，但有許多不願走，還有滿城的國軍尚未撤離。

根據記載，當時南京即將陷落已經是眾人皆知，政府也有勸告民眾撤離。
雖有許多人已經離開，但也有許多人留下，認為戰爭只是軍隊的事。
甚至國軍在進行防禦準備的工事時，還有一些民眾認為國軍擾民。

關於南京防務的最後軍事會議，國軍開會將領大多反對防守。
因為上海潰敗撤下的國軍部隊，將重武器裝備都丟在撤退途中，造成國軍缺乏火力。
而本來營造多年，準備可以在南京上海之間防守的蘇嘉國防線，在潰退下也沒防守。
最後剩下一個兩面環江的南京孤城，而長江水道又即將會被日軍艦艇控制，
所以當時南京對於國軍只是軍事上不利的防守死地，防守只市徒然犧牲寶貴兵力。

但老蔣在政治考量上希望南京作為首都，豈可不戰而棄，所以希望有人擔任城防。
而會議上原來只是光桿將軍的唐生智(以前在反蔣內戰中眾叛親離，弄丟自己所有部隊)
，突然慷慨激昂說願意擔當重任與南京城共存亡！
當時有與會將領私下認為，唐只是想藉機搞到一些部隊。
不過，當時將領一片默不回應老蔣，只有唐生智願防守南京(據唐說是蔣有事先找他擔任)，
所以老蔣也就任命唐為南京防禦的總司令，指揮南京週遭的國軍部隊。

唐生智上任在記者前慷慨激昂，誓與南京城共存亡。

日軍到達南京城外開始合圍攻城，國軍奮力抵抗還是不敵，陣地逐步失守。
就在兩軍尚在城外激戰之時，老蔣突然急電唐生智，要他放棄防守南京，撤離所有部隊。
唐接到老蔣命令，就在城中召開防守將官的緊急軍事會議，交待老蔣指令，
命令各軍各師將領指揮部隊迅速突圍撤退，然後唐在會後就自己先行渡江離開南京北上。
各級將領眼見指揮官自己先溜，一些也就有樣學樣，交待下屬撤退，然後自己先溜。
因為唐的先跑，加上一些將領也跑，造成部隊群龍無首，有些接到撤退命令，有些沒有。
遂而引起南京城內大亂，撤退國軍緊急由城外撤入城內，而城內防守國軍以為是叛逃，
竟至兩方國軍相互開火混戰，而日軍就在國軍自行崩潰下結束多日苦戰而順利進占南京。

當時南京只剩環江兩面可退，其餘兩面陸上都有日軍進攻，
所以許多潰散國軍逃往江岸，想要找船渡江。
原本長江岸邊是有可供渡江的船舶，然而唐生智為要彰示死守決心，所以將船都先開走。
而唐在接到老蔣撤退命令後，就自己先逃跑，沒有妥善安排撤退事宜，造成無船可渡。
所以這些潰散國軍逃到江岸，一些會游泳的就冒險泳渡，
其餘多數就只能留在江岸，最終大多被日軍使用機槍掃射屠殺殆盡。
更多國軍眼見無處可逃，於是換上便衣喬裝平民，後來日軍也大肆補殺平民逃兵。

當時只有城外少數部隊，在長官英明帶領下，成建制地向外突圍而成功轉進逃離南京。
這些部隊在接獲撤退命令後，在長官率領下，向日軍陣地間隙發動突擊而成功穿越。

當時南京許多部隊是被長官拋棄而陷入混亂崩潰，終而完全喪失作戰意志，大量投降。
日軍面對大量投降國軍俘虜，最終是以屠殺解決，這在許多參戰日軍回憶錄都有提及。
日軍殺光俘虜以後，就開始在南京城內姦殺擄掠，持續了幾個星期。

所以在南京大屠殺以前，有一場國軍的南京大潰敗。
在這場潰敗中投降的國軍士官兵，許多都是原本曾在上海英勇激戰日軍的勇士。
他們之所以會集體投降，是因為被他們的長官拋棄而陷入恐慌混亂而軍心崩潰。
唐生智逃走後，並未被老蔣究責，後來國共內戰還投靠中共。
老蔣當年到底對唐生智下達什麼指令，已是歷史謎團。

所以南京大屠殺前，國軍不是幾乎全部撤離，而是幾乎全部沒有撤離，擠在城內與江岸。
在長官消失又缺乏指揮的一片混亂下，茫然無助地等待著日軍即將來臨的未知命運。
而他們遭遇的歷史命運，是被破城日軍幾乎集體屠殺殆盡！

老蔣對台灣的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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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對台灣有三大貢獻。

一. 阻止台灣遭到共黨赤化之禍

二戰結束時，左派勢力很盛，日本時代台灣早有台共存在。

戰後在共產國際下，中共勢力也往台灣發展。

台獨大老史明當年也曾參加中共，到大陸去搞革命。

如果台灣被赤化，死人慘禍絕對大大多於白色恐怖，地主富人必遭株連清算。

而老蔣國府的白色恐怖，主要也就在肅清潛伏在台的共黨匪諜。

　

二. 推動台灣土地改革

沒有老蔣國府主導，在台灣地主仕紳勢力下，不會有什麼土地改革。

看看戰前日本，看看戰後菲律賓，就可以知道。

美國主導菲律賓獨立建國，但菲律賓還是沒有土地改革。

三. 促使台灣傳承中國正統

老蔣由大陸敗退台灣，不僅只是帶來幾百萬軍民。

還帶來中國正統的文化傳統與傳承國寶，連儒道佛各宗派的相關傳人都遷至台灣。

從而奠定台灣未來可以成為東亞文明上國的歷史根基。

至於推動台灣經濟起飛發展，往昔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則是主要為小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