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是台灣中壢人，與中華民國幾乎同年，前幾年才過世，活了一百多歲。
他的祖父原是板橋林家派駐中壢的管家，曾負責中壢一帶的租田管理。
所以我祖父幼時，家中有錢，現今中壢火車站前的地與店面幾乎都是家產，還有田產。
但一次大戰後的經濟危機時，因為他父親主導家族投資失利，幾乎賠光家產，
他父親淪落成為推車工；在家道中落的刺激下，他由愛玩的富家公子發憤圖強念書，
考上當時屬於前沿新科技的台北工業學校(現今台北科技大學)電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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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工業學校軍訓照 |
畢業以後，就加入當時日本新成立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參與台灣許多電力設施的建立。
他是屬於負責外線，常年帶領工班架設電力設備，最早是在屏東高雄一帶。
因為他老家在中壢，一直向日本人申請想調回北部，但直到二戰末期才被調到台中，
負責台中機場的電力維修。戰爭最後，當時美軍狂炸日軍軍事設施，猶如上班公事，
白天美軍轟炸，晚上他們就要搶修，那時連他的日本同事私下都說日本已經輸定了。
日本投降時，他正帶人到台中山區一處日軍炮兵陣地架設線路，
中午日軍軍官集合大家收聽天皇廣播，山區信號差聽不清楚，等到晚上回台中，
突然發現臺中燈火通明沒有管制，許多台灣人在街上慶祝，一些日本人公開自殺，
他才知道戰爭終於結束了。
戰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被國府改為台灣電力公司，他繼續留任並被調到新竹，
在二二八前幾個月，他終於被調回台北，配發宿舍在廈門街，
而上班公司地址就在現今牯嶺街與福州街交會口旁的經濟部(當時是台電公司)。
二二八爆發以後，許多台灣暴民上街打殺外省人，臺電的外省同事都只能躲起來，
整個台北的台電管理幹部，只剩他與另一名本省同事還在公司上班，負責台北電力維護。
當時情況混亂的幾週，他都留在臺電公司管理或外出工班維修，沒有回家。
二二八台北混亂，國府統治瓦解時，當時在台北中山堂召開處理委員會，
台電公司也被通知要派人出席，於是祖父與同事兩人就到中山堂參加會議。
在進會場前，他阻止同事在簽到簿上簽名，認為會議性質不明，要先看看是在幹嘛？
進會場後，當時正激烈討論要如何處理台北大批被繳械的國軍部隊，
(現今中正紀念堂原址，當時是陸軍基地，其中部隊在事變時被民眾包圍繳械)
意見紛紛，鬧亂哄哄，祖父看著會場內的無益討論不足成事，還明顯有些共黨活動，
聽了一陣以後，就與同事一起離開，深覺情勢危險，就不再參加了。
所以二二八暴亂期間，他都是一直在忙於維修台北電力設備，不然台北就會電力癱瘓。
當時在台北維修時，他開著吉普車到處巡視，有次還差點丟了性命。
當時他開車由總統府一帶經過植物園邊要回台電公司，竟然有人由園中開槍射擊他。
他馬上轉彎躲進巷內，然後用國語向園內大罵，說他在執行公務要回台電。
然後園中才有人說，這區域已經被封鎖，不准通過，要他繞到南昌街那邊走。
祖父說南昌街那邊混亂槍聲大作，根本難以安全通過，耗費唇舌一陣，才被獲准通過。
國軍從基隆進入台北，是在清晨，他先在公司聽到遠處槍聲，
然後有一位軍官帶著一排廣東部隊來負責守衛台電公司。
只有軍官會講國語，整個部隊沒人會講台語，而他們消息是台灣陷入暴亂，執行戒嚴。
根據戒嚴命令，民眾不得上街活動，所以部隊守衛台電公司，看到街上有人就開槍。
祖父向軍官解釋半天，試圖阻止他們的恐懼暴民攻擊，
最後說，如果你們看到人就開槍，那我們員工就不能來上班，台北電力就無法維護，
才阻止這群士兵的恐慌槍擊街上行人。
祖父說，其實從大陸緊急派來的軍隊，對台北不熟，所以比較沒有軍紀問題。
但原先駐在台北的部隊，在獲得解救後，就有些到街上搶劫。
他認識有位台電人員，就被人目擊，在街上被軍人搶劫，交錢後被命令轉身離開，
然後在轉身走了幾步後，就被開槍打死。
二二八事變，就我祖父所見，是當時國府政風不良、施政惡劣，引發民怨而爆發民變，
起初是台灣人抗議政府，後有台灣暴民打殺外省人，然後是國軍軍隊鎮壓本省人，
而事變過程一些人藉由混亂失序時機而胡搞亂來，本省人與外省人都有這樣的人。
二二八事變結束後，台電公司頒發獎金給祖父，理由是「保護外省人有功」。
祖父很生氣，拒絕接受，說他應該是保護台電有功，而非是在保護外省人，
雖然他也有保護外省同事，但那是人道應該的事，而且是私事不是公事。
他的拒領讓出納為難，最後出納求他幫忙交差，他才領錢但卻全部分給底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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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赴日本視察團照 |
祖父後來繼續任職台電到民國六十二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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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國語是二戰後學的，在日本投降後，許多曾去過大陸的本省人就開設國語班。
聽說還有廣播教導學習國語發音。
他也很高興去參加學習，並學會一口標準國語，還背了國父遺囑。
因為日本時代會強迫台灣學生背日本明治天皇遺囑，所以當時台灣人會想背國父遺囑。
我祖父的國語口音比許多當時外省人還要標準，不過他的日語反而不標準是九州音，
這是因為日本時代來台灣的日本人，許多是九州人，所以台灣人的日語腔調也被影響。
日語的九州音與標準關東音的差異，有個最明顯的，就是し的發音；
關東音發的是類似英語的 shi ，而九州音發的是類似國語注音的 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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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人的認同有兩種世代，年長像我祖父及更老一輩，因為未受日本軍國國民教育，
而且飽受日本人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所以不認為自己是日本人，而認定中國才是祖國。
我祖父與同階的日本同事相比，能力比日本人強，薪水卻要比日本人差。
當時日本時代，日本人與台灣人就是公然的差別待遇，就像南非種族隔離的差別待遇。
很多階位與場所是只有日本人可用，台灣人是不准使用的，台灣社會是明顯的被殖民。
我祖母在二戰美軍轟炸時，就曾被日本人拒絕進入日本人防空洞，因為那是日本人專用，
而我祖母與小孩是台灣人，所以不准進入。
想想看，南非黑人會對種族隔離的白人政府有認同感嗎？
另一世代就是二戰時的年輕學生一輩，受到日本軍國國民教育。
日本是直到二戰時代才對台灣全民實施小學國民教育，以前小學並非義務國民教育。
這一代大約就是我伯父(祖父長子)及李登輝這輩。
日本為了戰爭人力以及已經逐漸開始皇民化，他們對於日本才比較有認同感。
我的伯父就非常認同大日本帝國而厭惡國民政府與中國。
我的父親與伯父雖是兄弟，但相差十餘歲而受國府反共愛國教育長大，
所以認同中華民國而反共反日。所以看看，我的家族長輩就有三種世代差異。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言及他父親有段終戰回憶，終戰時他父親還是日本時代的學生。
他們家人參加收聽日本天皇廣播投降。
聽到確定日本投降時，他父親不禁為日本戰敗而哭了起來，旁邊長輩卻興奮說：
「這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另一位長輩拍了他父親頭一下說：
「傻孩子！我們贏了，你是在哭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