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6日

自由民主的異化 ──論「智識民主」(之10)──




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
人》,推崇當代自由民主,也許沒有致使崩潰的重大缺陷與非理性等
基本內在矛盾,應是「人類統治的最終型態」。然而,制度有需要人
們的努力維繫,如果專制政體會因為統治集團的腐敗與無能而滅亡,
民主政體也會因為民眾的無知與怠惰而淪喪。當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政
體,其實尚有重大內在闕隙,足以自發召喚專制與極權的魅影。

自由民主政體對於民眾的自由保障,必然存在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競爭
與資本累積,從而產生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貧者雖然享有與富者平
等的政治權利,但是實際的政治影響力卻遠遜於富者。經濟自由所維
護的財產權利,使得民眾可以將其財產傳給子孫,從而民主社會雖然
取消了貴族傳承子孫的政治特權,但是基於自由權利的財產傳承,卻
會造成資產富族的產生。觀諸歷史,經濟競爭的長久發展,在農業社
會將造成土地兼併,導致地主豪富崛起,在工業社會更造成了公司兼
併,導致財團豪富興起。當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可以說實際
上都受到了種種豪富勢力的影響與遊說──落後國家的民主政權常為
地主富族所把持,先進國家的民主政權多為財團富族所操控。

然而,理想的民主制度運作,廣受公民群眾監督的民主政府,應該不
致淪於受到少數豪富所操控。畢竟,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至少可以透過選舉影響政府。但在現實運作上,由於一般公民的智識
不足與新聞傳播受到財團把持,多數公民的輿論觀點極易受到財團操
控──如美國的中東政策就受到猶太財團的影響。而且,因為政治競
選活動需要財力支持,財團往往藉由對政治人物的獻金賄賂與交結關
係,以取得無形的政治影響力量。從而當今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雖
然公開上都是宣稱尊從民意,內幕實情卻常是財團派系的私密角逐競
爭、並且引導與鼓動民意、影響政府決策。

自由民主的市場經濟運作,其自由競爭的健康運作,必需藉助政治上
的公正權威以維持其競爭規則的公平與正義。公平可使競爭有效維持
社會的創新與活力。正義可使競爭不致侵犯民眾的權益。自由民主政
體希冀藉由民主制度所建立的公正權威以規範市場運作。然而,財團
富族的政治影響,只要能夠狡詐地愚弄一般民眾,避開輿論監督,往
往可以在多數公民的無知與忽略下,巧妙地掠奪到聚斂財富的特權保
障。這些特權將會逐步扭曲市場經濟的健全運作,從而造成貧富差距
加大,讓社會財富愈發集中於政商富族手中。結果在社會貧富分化的
對立下,少數豪門富族與多數無知貧民的利益衝突,便將形成兩項民
主異化的現象──「富族封建」與「民粹僭權」。

豪門富族為了繼續維持政商勾結所維繫的特權及資產,其交結勢力不
僅會囊括議員、官員,更將擴展蔓延到軍警、法院,終而形成政商富
族的利益分贓結構。政府雖然還保有民主的運作形式,實質上已為政
商富族的勾結勢力所掌控,從而割據分封特權利益,是謂「富族封
建」。貧富懸殊所產生的社會不安,在無知民眾的狂躁盲動與政商富
族的掩藏遮飾下,一般民眾不能有效藉由民主體制解決所面臨之社會
危機,遂支持激進政客的狂熱政治運動,而此類政客仗恃著狂熱民意
支持,許諾盲從民眾以利益與正義,僭越自由民主與憲政法治,壓制
不同己見的其餘政治黨派與人士,從而成為獨夫僭主,是謂「民粹僭
權」。自由民主政體至此境地,已經墮似行屍走肉,遂讓專制與極權
有可能借屍還魂──極權可藉民粹僭權的狂熱黨派而勃發;專制可藉
富族封建的利益分贓而興起,最后導致自由民主的淪墮消亡。上述兩
項異化現象──自由經濟的競爭異化與民主政治的民粹異化──,必
須有效遏止,自由民主方能長治久安。

自由民主政體的健全運作,有賴於參與民眾的智識理性與道德心性。
而自由民主之所以異化淪墮,正是由於多數民眾的智識與道德之不
足,致使野心政客與狡詐豪富可以遂行謊言欺瞞與私利誘騙的技倆。
當代民主政體力圖藉由教育以培育民眾的智識理性與道德心性。雖然
多數民眾之道德心性可以藉由教育,以達到社會規範所要求的基本公
德水準,然而,因為先天稟賦與後天努力的差異,多數民眾的智識理
性卻難以達到足以有效監督複雜政府事務的參政水準。智識民主正是
為了要解決當代自由民主政體的此種異化困境,而謀求以智識貴群與
經濟富族的相互制衡,從而確保自由民主政體的健全運作與永續長
存。

2002年4月4日

智識貴群與經濟富族 ──論「智識民主」(之11)──




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兩者有著緊密關聯﹕既相互共生,又矛盾衝
突。民主政治訴諸平等理念,市場經濟提倡自由競爭。經濟自由賦予
民眾獨立自主的力量與精神,有利於民主精神的發展,但其導致之資
本累積卻會損害民眾間的政治平等參與。政治平等促進了公正機制的
維護,有助於市場運作的健全,但其引涉之社會福利卻會傷害市場上
的經濟自由發展。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共生與矛盾,正是經濟自由
與政治平等的相關問題,在社會活動上的實際表現,也與自由民主政
體的闕隙相關。

19世紀的歐洲學者馬克思(Karl Marx),雖然預見了市場經濟的資
本累積現象,並稱其運作制度為「資本主義」,然而其料想結局──
「貧富分化所導致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廢除私有財產制,終而鑄造
共產主義的平等樂園」──,卻是忽視人性、誤解社會的偏執見解。
貧富分化的社會危機,易於產生革命。革命雖然可以推翻舊有階級秩
序,卻不可能終結人類社會的階級秩序。因為,階級分化是伴隨著社
會分工而生,打倒了舊有資產階級,必然要有新的階級取代,以支配
資本運作。廢除私有財產制,等同取消了經濟自由上的產權保障,從
而讓民眾喪失支配財物的自由,也就失去了勤奮工作的人性基礎與創
造發展的社會基礎。20世紀共產主義的實踐結果,是造就了黨國極權
下的黨官階級專政與民眾普遍怠惰。

市場經濟所造成的資本累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何況在市場公
平競爭下,得以獲勝而累積資本的富人群體,確實在經營財富上,比
一般民眾要勤奮聰明。濫以平等之名、排斥或迫害財團富族,不僅會
危及民眾自由、背離民主理想,尚會弱化國家力量,導致社會之生產
低落與發展停滯。若說專制之弊在於驕慢貴族壓迫、奴役賤者;那麼
民主之病便在於狡詐富族、欺瞞與誆騙貧者。對付民主之病的良方,
並非是打倒豪富,而是要能以有力智慧去克制其投機狡詐,斷絕其鑽
營特權,使其守法規矩經營事業。如同對抗癌症之方,最好是增強病
人免疫系統的抗力,以自然化解癌症腫瘤。如果要以割除器官去消滅
腫瘤,病人就算不死,恐怕也已奄奄一息。

智識民主力圖藉由以「文明智識傳承」所形成的「智識貴群」,來有
效制衡「富裕資產繼承」所造就的「經濟富族」。其制衡設想如下:

◆士民身分並非血緣繼承,而是以智識傳承,而在市場經濟的運作
 下,士民群體的就業,多數將廣泛分佈在各類民間組織,而不致集
 中於國家官僚組織,從而造成士民群體的利益分化,難以形成專擅
 政治特權的利益集團。

◆雖然多數士民會比一般公民富裕,而處於社會中、上階層,然而多
 數士民均非擁有龐大資本的財團富族,而是以薪資謀生的中產階級
 白領勞工。尤其當財團豪富兼併劇烈、貧富差距加大時,就會有更
 多士民成為受薪勞工,從而多數士民與工農群眾的處境相關,需要
 防止豪富資本勢力的不當侵吞、壓迫。

◆士民自幼必需在升學競爭中取得優勢,又要歷經社會磨練,至滿30
 歲,才能成為士民。這將致使多數士民勤奮進取、通達人情、而又
 具備各類專業知識與經歷訓練,得以避免無知與怠惰之弊,從而能
 夠有效監督政府事務,以遏止財團勢力的不當介入,確保民主政府
 的公正權威。

◆多數士民的謀生能力與見識經歷,使其可以抑制社會福利過度擴張
 的浮濫浪費,而免於危及國家長期財政平衡,也不會支持狂熱過激
 的政治運動,而免於造成社會長久動蕩混亂,以致影響國家社會之
 進步發展,也可保障財團富族的合理資產安全。

◆財團富族在經濟自由與結社自由的保障下,可以其財富資本,聘雇
 運用民眾,以建立組織機構,而遂行其所需目的。相形之下,當代
 自由民主政體中,智識份子基於專業知識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往往
 是難以影響大局的個別清議,既無有力組織去抗衡財團勢力,所發
 言論又常被財團宣傳所掩沒。智識民主體制下,士民社群所握有的
 中央行政權,可以國家行政組織力量,宣傳政策與發揮議論,從而
 智識貴群的知本力量可得有力組織,以與經濟富族在市場經濟下的
 資本組織力量抗衡,而能謀求全體公民的有效議政與真正共識。

◆士民群體是經由義務教育公平選拔而出,多數並不屬於豪富階級。
 士民既具備智識能力,而其資格又必需經由勤奮學習才能獲得,因
 此士民社群易於超越傳統舊習,洞察社會問題根由,反對種種不勞
 而獲、坐享其成的不良社會結構──例如地主豪富與佃農貧民的結
 構──,理解相關專業問題,兼顧各方利益得失,而可深入議論解
 決之政策,較可合理有效與和平穩健地推動社會改革,也較不會造
 成社會的危機動蕩。

智識民主的士民社群,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正是「中產階級
的先鋒隊與守護者」。智識民主所培育的一代代士民群體,以智識而
非以財物資本為競爭基礎,不斷投入市場就業,從而壯大養成中產階
級。士民社群藉由智識執政的政治參與,一方面遏止上層豪富勢力的
特權鑽營,以防「富族封建」;一方面克制下層貧民的無知狂熱,以
防「民粹僭權」;同時預防與消弭不良社會結構,而使貧富差距縮
小,以致社會趨於均富。

智識民主所力圖營造的富貴風範,正是藉由全民教育與公平選拔,而
達到「富而好禮、貴而有能」的典範理想。